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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沧白传: 第十九歌初到苏北德晋彩票app

时间:2019-11-21 00:49来源:文学资讯
二参与筹划西征 2月18日,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下达了东征的作战命令。20日,各部队开始渡河战斗,21日拂晓,渡河部队占领了三交镇,歼灭守军一部,22日占领留

  二参与筹划西征

2月18日,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下达了东征的作战命令。20日,各部队开始渡河战斗,21日拂晓,渡河部队占领了三交镇,歼灭守军一部,22日占领留誉镇。至23日,红军全部渡河并控制辛关至三交镇之间的各渡口,向东延伸35公里、横宽50余公里的地区,接着围攻石楼城。方面军主力在留誉镇及其以南稍事休整,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一九三五年,中国整个时局发生巨大的变动。日本帝国主义大大加快了他们企图独占中国、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的步伐,并且把矛头进一步指向华北,使中华民族同日本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急遽上升了。这一年,国民党政府先后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达成“何梅协定”等,把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量主权拱手让给日本。但日本帝国主义并不因此罢手,反而更加得寸进尺,发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企图将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和北平、天津、青岛三个特别市脱离中国政府管辖,由它直接控制。这就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开始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中共中央为了推进抗日救亡运动,在十一月十三日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毛泽东在二十五日发表对《红色中华》报记者的谈话,重申“苏维埃中央政府愿意与国内任何武装队伍订立反蒋的作战协定”,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以求中国领土的解放和完整。
  随着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也出现分化,一部分人已有同共产党合作的可能。毛泽东冷静地看到:集结在陕甘苏区周围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很多,但一半以上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其中,第十七路军二十个团是杨虎城指挥的,他有抗日的要求和一定的进步思想,过去同共产党和一些党员有过友好关系;东北军六十个团虽是“围剿”军的主力,他们在东北沦陷后背井离乡,流亡关内,不愿意再打内战,而是强烈地要求抗日收复故土;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同日本侵略者有着家仇国恨,势不两立。这些,都是可以联合抗日反蒋的有利因素。因此,毛泽东、周恩来等就把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先放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上,从优待释放被俘官兵着手,并写信给他们的师长、军长以至张学良,逐步开展对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
  这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林育英)从苏联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口头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人民阵线的决议精神(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朱德分别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提出愿同一切抗日反蒋者订立停战协定,进而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
  国内的政治形势发展得很快。十二月九日,在中国共产党北方党组织的推动下,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反日运动。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各大中城市,学生们还下乡进行救亡宣传,博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进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发展。
  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共中央有必要对整个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制定出适合新情况的完整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
  十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以及李维汉、郭洪涛等十余人。张闻天主持会议,张浩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的指示精神。会议着重讨论了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
  在二十三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军事战略方针的报告和结论。他一开始分析了当前形势的特点: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占中国和红军的胜利。提出一九三六年的军事部署是:“正确估计敌我力量,准备对日直接作战,扩大红军,发展游击队及白军工作。”他归纳了十四条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包括:反对单纯防御,实行积极防御;在内线作战中,一般的是后发制人;波浪形的发展,反对冒险主义;又要打又要走,没有固定战线;争取技术的提高;反对不让敌人寸土的办法,大踏步前进后退;集中兵力于一个方面;要有充分的休息;要有充分的战斗准备;统一指挥下,依照情况分工指挥;战略方针去指导战役战术方针等。他提出:准备六个月后,打到山西方面去。要在战略上扩大战果。号召全党学习军事,一切服从战争。⑧张闻天、周恩来等都同意这个报告,并且作了补充。张浩说:“泽东同志将九年来国内战争经验总结起来,是很有价值的。”⑨
  会议当天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形势下,党的总任务是“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党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是:战略防御时,要执行积极防御,执行后发制人;战略进攻时,既要反对机会主义的估计不足,努力为扩大战果而奋斗,又要反对冒险主义,要适可而止,波浪式的发展,有阵地有后方的发展。运动战是基本原则,主力红军大踏步进退是不可避免的需要的。主攻方向放在东面的山西和北面的绥远,先渡过黄河东征山西,再视情况北进。⑩
  会议进入讨论政治问题时,毛泽东作了主题发言。讨论中,对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可能抗日的问题,产生了争论。毛泽东发言中提出,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入侵华北,中华民族面临危亡关头,不仅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应当联合他们抗日。博古发言仍引经据典地论证“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反对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说这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在第二天再次发言,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它具有两重性,在亡国灭种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甚至连大资产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福建事变”失策,就在于套用“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这一理论。我是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立场来分析中国问题,提出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的。⑾他还愤激地说:“难道这样做,就是对祖宗不忠?对祖宗不孝吗?”博古哑口无言,往床上一躺不说了,⑿毛泽东在讨论过程中明确地提出:“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⒀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张闻天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主张。经过认真讨论,最后统一了认识。
  十二月二十五日,会议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确定要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明确地指出:“在目前说来,‘左’的关门主义,是党内主要危险。”
  瓦窑堡会议是从十年内战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变时期中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表明党中央克服了长征前一段时期内“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指导思想,不失时机地制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它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来贯彻共产国际决议,创造性地进行工作。

  6月中旬,叶剑英同李克农等奉命去蟠龙、琉璃坡、石家砭等地,了解中央军、东北军的兵力部署、进军动态,及时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敌情。

当时红军的战略方针,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指导下,把国内革命战争同民族革命战争结合起来。红军的作战目标是向陕甘苏区的东面发展,以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扩大现有苏区。为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实行东征,首先向山西和绥远进军,并逐步向接近抗日前线的华北广大地区发展,以便与日军作战;同时,留少数部队和游击队保卫抗日战略后方陕甘苏区。

  正当西征战役正在进行的时候,一位外国朋友、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七月初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他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以后,见到了毛泽东。斯诺不久后这样记下他最初见到毛泽东时的印象:
  “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
  “我想我第一次的印象——主要是天生精明这一点——大概是不错的。然而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许多日本人都认为他是中国现有的最有才干的战略家,这是令人很感到兴趣的事。”
  “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史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服——包括两套布制服。”
  “我第二次看见他是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在做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毛泽东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有相当深邃感情的人。我记得有一二次当他讲到已死的同志或回忆到少年时代湖南由于饥荒引起的大米暴动中发生死人事件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润湿的。”
  “他似乎一点也没有自大狂的征象,但个人自尊心极强,他的态度使人感到他有着一种在必要时候当机立断的魄力。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生过气,不过我听到别人说,他有几次曾经大发脾气,使人害怕。在那种时候,据说他嬉笑怒骂的本领是极其杰出和无法招架的。”(23)
  毛泽东曾经多次同斯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向他说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内外政策。
  关于对外政策,毛泽东说:今天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它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而且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当中国真正获得了独立时,外国正当贸易利益就可以享有比以前更多的机会。苏维埃政府是欢迎外国投资的。
  关于抗日战争的前途和战略方针,毛泽东说:日本必败,中国必胜。中国当前的任务是收复全部失地,不仅仅是保卫长城以南的主权,东三省是必须收复的。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样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方针。
  毛泽东着重谈判:面对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的国内政策正在相应地作出重大变动。他说:在整个中国正面临着要变为日本奴隶的迫切关头,为着把一切爱国分子组成一个抗日的民族阵线,我们的政策在许多方面已经改变了。富农的土地是不没收的,小地主的财产不被没收,被没收的地主也给他们一份土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只限于任何一个阶级的参加,现在一些资本家、银行家,甚至许多地主和许多国民党军队中的军官们,已经表示了他们为民族解放而战的志愿,我们不能拒绝他们。甚至蒋介石,如果他一旦决定参加反日的抗战,我们也会欢迎他参加。
  针对有些人恶意地把中国共产党说成是莫斯科在华代理人的攻击,毛泽东义正词严地说:共产国际不是一种行政组织,除起顾问作用之外,并无任何政治权力。虽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员,但决不能说苏维埃中国是受莫斯科或共产国际统治。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的胜利中,它必须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决不能代表俄国人说话,也不能替第三国际来统治,它只能为中国群众的利益说话。
  当斯诺在苏区进行了两个多月考察后,九月下旬,毛泽东又同他谈了联合战线问题。在解释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为什么要改变时,毛泽东说:第一是日本的严重侵略,如果不同国民党合作,我们对日抗战的力量是不够的;第二,中国民众和许多爱国的官员都渴望国共两党为抗日救国而重新合作;第三,国民党内的许多爱国分子也赞成同共产党重新联合。为了实现这一联合,一定要建立一个民主共和政治制度和国防民主政府。这个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一)抵抗外敌侵略;(二)给予民众以民主权利;(三)发展国民经济。我们反对帝国主义,但并不反对现在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应斯诺的再三请求,毛泽东还向他详细谈了自己从童年到长征的经历。这在毛泽东一生中,是仅有的一次。
  斯诺在十月底秘密回到北平,把他在苏区采访获得的丰富材料写成书寄到英国,在伦敦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并且很快被译成十多种文字,第一次向全世界公正而翔实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真实情况,产生了相当轰动的效果。以后,也被译成中文,用《西行漫记》的书名出版,在中国国内产生广泛的影响,使众多的人们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相。

  红一方面军东征是在毛泽东指挥下一次胜利进攻的战役。这次作战虽然只有75天,但在战略上却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使经过长征,刚刚立足于陕北的红一方面军在政治上、军事上由被动转入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经济困难。

红军分兵南下北上之后,蒋军3个师集结在同蒲铁路南段和晋东南地区,阻止红军向晋东南发展;另5个师编成3个纵队会同晋绥军4个纵队向红军进攻,企图围歼红军于黄河以东地区。同时,蒋介石还命令东北军向陕甘苏区进攻。红一方面军右路军和左路军立即从南北两线向中路军靠拢,集中兵力准备歼击国民党军。4月初,右路军向西北转移,15日克吉县城,俘守军300余人,接着夺占平渡关至清水关各渡口,21日主力进至大宁以北。左路军向南转移,在金罗镇、师庄、三角庄等地共歼晋绥军1个团又1个多营,并击溃一部,14日进至大麦郊等地。4月下旬,红军各部靠拢后,阎锡山以7个纵队跟踪围攻,企图压迫红军于黄河东岸狭小地区消灭之。红军为避免不利的决战,向西撤退,5月2日至5日,西渡黄河回到苏区,5月5日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甘,重新有了可以立足的根据地,这是巨大的胜利。国民党军队对中央红军的追击堵截不能不告一段落。但作为一个战略家,毛泽东清醒地看到,要实现中共中央把大本营在西北奠基的任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是十分艰巨的。
  陕甘这块革命根据地,是三十年代初由刘志丹、谢子长分别在陕北、陕甘边领导武装起义后创立的两块根据地合并而成的。它包括延长、延川、保安等六座县城,游击区扩展到陕北和陇东的十七个县。根据地内进行了土地革命,大部分土地已经分配。谢子长牺牲后,这里的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由刘志丹统一指挥。中央红军到达这里前一个多月,原在鄂豫皖地区活动的红二十五军,由徐海东、程子华率领到达陕北延川同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合。三个军合编成红十五军团,共有兵力四千八百人,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红十五军团成立后,先后歼灭前来进攻的东北军一个师又四个营,迎接了中央红军的到来。
  但是,陕甘根据地当时外部环境和内部状况都面对着十分严峻的形势。
  从外部环境看,随着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国民党当局立刻调集重兵到陕甘苏区周围,包括张学良部东北军、杨虎城部第十七路军,还有中央军的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等部,直接用于“围剿”的兵力达十余万人。蒋介石亲自兼任西北“剿匪”总司令,而以张学良代理总司令职务。国民党方面的兵力比中央红军主力和陕甘红军要多好几倍,并且正在气势汹汹地继续向根据地推进。
  从陕甘根据地内部来说,中央红军到达前出现了“左”倾错误,新成立的陕甘晋省委九月下旬开始了错误的肃反,原陕甘根据地的不少军政干部被捕被杀,甚至连刘志丹也被关了起来。很多干部、群众非常不满,使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中。
  这两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恰当的解决,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陕甘根据地是无法站住脚跟的,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也是不可能完成的。
  十一月三日,在甘泉县下寺湾,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的汇报。毛泽东在这以前已经听到当地的干部和群众说:陕北的肃反有问题。他就提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且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①当省委汇报到肃反问题,他立刻要求: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那时,中共中央正忙于战役准备,先派刚担任国家保卫局长的王首道等组成工作组,前往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调查并纠正肃反中的错误。毛泽东还叮嘱王首道等说:“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②
  同一天,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着重讨论当前的军事行动。毛泽东提出:应该在本月内粉碎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不能用整个冬天,否则会给敌人构筑堡垒的时间。军队的编制恢复红一方面军,下辖第一军团(由陕甘支队改成)和第十五军团。③会议决定:军事工作由毛泽东负责;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
  会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任命彭德怀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全军共五个师又四个团,一万多人。
  根据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中共中央领导人暂分两路: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刘少奇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先到陕甘根据地的后方瓦窑堡;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开赴前线,准备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这时,蒋介石已经知道中央红军和陕甘红军会师的消息,重新调整了部署,调集东北军五个师的兵力组织新的进攻:在西边,以第五十七军四个师由陇东沿葫芦河向陕西鄜县东进;在东边,由第六十七军第一一七师沿洛川、鄜县大道北上,企图围歼红军于洛河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摧毁陕甘革命根据地。
  局势看起来十分危急,毛泽东却指挥若定。他和周恩来、彭德怀决定:集中兵力,向南作战,先在鄜县的直罗镇打一次歼灭战,消灭沿葫芦河东进的敌军一至两个师,再视情况转移兵力,各个歼敌以打破这次“围剿”。十一月十八日,在直罗镇以东的东村,毛泽东主持召开西北军事委员会议,作关于战略计划的报告。指出:大量消灭敌人,猛烈扩大红军,扩大苏区,是三位一体的任务。战略方针是攻势防御。建议将红军主力集中南线。会议通过毛泽东这个报告,要求两个军团分别付诸实施。
  第二天,毛泽东和彭德怀致电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指出东北军第一○九师明日有到直罗镇的可能,我军应准备后日作战。在发起进攻前,他又要求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团以上干部到直罗镇周围,察看地形,研究具体作战部署。
  直罗镇是一个不过百户人家的小镇,三面环山,一条从西而来的大道穿镇而过,北边是一条小河。干部们看过后兴奋地说:“这一带的地形,对我们太有利了!”“敌人进到直罗镇,真如同钻进了口袋。”
  二十日下午,东北军第一○九师在飞机掩护下孤军深入,沿葫芦河进入直罗镇。当晚,毛泽东下达命令,按原定部署,红一军团从北向南,红十五军团从南向北,在拂晓前包围直罗镇。毛泽东的指挥所设在距直罗镇不远的一个山坡上。战斗打响前,他在下达作战命令时斩钉截铁地说:“这个仗,一定要打好!”“我们要的是歼灭战,不是击溃战!”
  二十一日拂晓,红军突然从南北山上向直罗镇猛扑下去。第一○九师仓促应战,激战至下午二时,大部被歼。红军在打援中又歼灭援军第一○六师的一个团。到二十四日,第一○九师残部在突围中被红军全歼。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根据地的“围剿”,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作了《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他指出取得这次战役胜利的原因是:“一、两个军团的会合与团结(这是基本的)。二、战略与战役枢纽的抓住(葫芦河与直罗镇)。三、战斗准备的充足。四、群众与我们一致。”④报告还提出,在新形势下,对待俘虏军官采取一律不杀和优待释放做法,既搞下层统一战线也搞上层统一战线。这是针对过去“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主张只搞下层统一战线、不搞上层统一战线来说的。
  会后,毛泽东会见徐海东。先同他谈了当前敌人动向和我们将采取的对策,然后询问部队伤亡和伤员安置的情况,要他好好组织部队休息,让战士们都洗洗脚。当听他讲到在鄂豫皖根据地搞的肃反中还有三百多“反革命嫌疑犯”没有作结论时说:这些同志都跟着长征一路过来,吃了许多苦,为什么还当作反革命?要立刻给他们摘掉嫌疑犯的帽子,党员恢复党籍,团员恢复团籍,干部要分配工作,还要徐海东亲自去解释,安慰他们。徐海东回忆道:
  “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向三百多个被冤枉的同志宣布了恢复他们的党团关系。三百多个同志全哭了,我也流了泪。从这件事,我又一次感受到,毛主席是最实事求是的。那些同志如果不是毛主席,不知还要被冤枉多久呢!”⑤
  毛泽东在前线紧张地指挥作战的同时,十分关心刚到后方瓦窑堡的中共中央机关的工作。当张闻天来电向他征询改变对富农政策的意见时,他复电表示基本同意,同时也提出,当斗争发展,贫农、中农要求平分富农土地时,党应赞助这一要求。富农可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过去分坏田的原则是不对的,但富农土地完全不动的原则,在苏区尤其在南方苏区也是不对的。在土地问题上,对富农策略同中农应该有一点区别。⑥
  毛泽东更关注的是陕北肃反扩大化的问题。他和周恩来、彭德怀从前线致电张闻天、博古,请他们详细考察这方面的实际情况,并且肯定地指出:“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要纠正错误,但处理要慎重,要有利于领导层的团结。中共中央决定:由董必武、李维汉、王首道、张云逸、郭洪涛负责审查这个“案件”。
  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等从前线回到后方的瓦窑堡。他和中共中央其他负责人一起,听取五人小组关于审查刘志丹等“案件”情况的汇报,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释放。王首道回忆说:“毛主席还号召全体干部、军民进一步加强团结,一致对敌。毛主席的指示和刘志丹等同志释放的消息传出以后,广大军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热烈欢呼:‘刘志丹同志得救了!’‘陕北得救了!’”⑦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和陕北肃反扩大化问题的纠正,使陕甘革命根据地原来面对的两个最紧迫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使中共中央能够在这里站定了脚跟,能够获得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来考虑和处理许多带全局性的问题。

  东北军原是以军阀张作霖为首领、封建割据色彩极其浓厚的地方武装集团。这支军队,一方面与占领东北的日本帝国主义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另一方面又与企图兼并和消灭这支武装的蒋介石集团存在着尖锐矛盾。因此,在东北军中,存在着由来已久的抗日反蒋的积极因素。日本关东军炸死张作霖后,其子张学良易帜归蒋。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之下,张学良只得流亡关内,蒋介石又把这支队伍推向反共的第一线,阴谋在内战中消灭之。东北军1935年入陕时有5个军1个师,号称20万人,在与红军作战中,被歼灭3个师,损失严重。蒋介石非但不给补充,还取消了几个师的番号。东北军官兵此时背井离乡,怀念故土,厌恶内战,不愿当亡国奴,迫切要求打回老家去,同时又深受蒋介石嫡系军队的歧视,反蒋情绪日益强烈。家仇国恨集于一身的张学良,受到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和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早有抗日救国、收复失地、报仇雪耻的要求。为了适应并推动这种有利形势, 1935年12月,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决定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叶剑英为副书记。并确定彭德怀、李克农、朱理治、萧劲光、欧阳钦、聂洪钧等参加此项领导工作:朱理治、萧劲光负责日常领导工作。1936年1月下旬,党中央指示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释放直罗镇战役中俘获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并要高为红军与东北军开展和平谈判事宜进行联系。当时,对东北军俘虏的管教工作统由叶剑英负责。高福源在红军中生活两个月期间,叶剑英曾耐心地开导教育他,向他分析抗日救亡的形势,告诉他蒋介石利用东北军、西北军打红军,实际上也是企图消灭这两支队伍,让他回去劝告张学良,都是中国人,不要自己打自己。

这时,阎锡山一面急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求援,一面调集可机动的部队编成4个纵队,从南、东、北三面向红军反击。红军以一部兵力分别在石口、关上钳制晋绥军第1、第4纵队,集中主力对付兑久峪地区的两个纵队共3个师、1个炮兵旅总计14个团的进攻,经过红军两军团主力的奋击,毙伤晋绥军两个团。期间,红28军进占陕北吴堡等地,恢复了部分被占苏区。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继续抓紧对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把主要力量放在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东征山西上。
  为什么中央红军主力刚到陕北才两三个月就要出师东征呢?这个问题在中共中央内部是有争论的:一个是巩固和发展的关系,还有一个是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七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作报告提出:抗日运动高涨和陕北地贫、人穷、兵员缺的特定环境,不能一般地采取以巩固求发展,而是要以发展求巩固。我们要扩大抗日力量及主力红军。我们向南、向西、向西北的文章不好做,只有向东。“我们要下极大决心到山西”,“山西的发展,对陕北有极大帮助”。我们的军事基本方针是稳打稳扎,背靠苏区建立根据地,争得东渡黄河的来往自由。⒁会议决定:红军东征时中央政治局随军行动,彭德怀、张浩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陕北由周恩来、博古、邓发组成中央局,以周恩来为书记,主持后方工作。
  会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署命令,要求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开通抗日前进道路。各路红军立刻奉命秘密行动起来。
  毛泽东从瓦窑堡出发,经过延川到达延长县县城。一月底,他在这里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并作了报告,进一步阐述了发展和巩固的关系,以解除一些干部中存在的担心红军主力东征会影响陕甘根据地巩固的顾虑,也批评了李德所说东征是“想挑起日苏战争”的错误观点。这次会议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加快了东征的战备步伐。
  这时,恰好下了一场大雪,毛泽东心情极好,作了一首词——《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在渡河作战的准备工作中,毛泽东觉得原定出发的力量还不够,军力还须更加集中。二月十七日,他和张闻天、彭德怀致电留在后方的周恩来,提出:“不论从战略上,从战役上,从消灭山西敌人上,从消灭陕北敌人上,均须集中全力争取东面胜利。”要求红二十八军主力东移到吴堡附近,第一步乘国民党晋绥军第七十二师撤退时,肃清这一带的残敌;第二步相机渡河。他们还建议周恩来暂移清涧县委驻地,指挥部队,争取群众,以保持东西两岸前后方的运输和渡河点。⒂
  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出席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作了关于东征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强调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东渡黄河。随即同彭德怀发布了红一方面军东征作战命令。
  从二月十八日晚八时开始,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分别从陕西省绥德县沟口、清涧县河口等地强渡黄河,一举突破阎锡山晋绥军的防线,占领了山西境内三交、留誉、义牒等乡镇。到二十三日,已控制宽五十公里、纵深三十五公里的地区,并包围了石楼县城。到二十五日,已消灭、击溃晋绥军五个团,缴获枪支八百多,俘虏一千二百余人。
  毛泽东在二十三日到达距石楼县城二十公里的张家塔,致电十五军团:“石楼为东征战略要地,须尽一切方法夺取之。”第二天,他和彭德怀会合,下达方面军训令:我方面军已胜利渡过黄河,完成东征战略的第一步任务;方面军有坚决粉碎敌人援兵之任务,尽快争取居民群众与红军一致,集中兵力消灭敌军一路至两路,取得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之有利条件,完成东征计划第二步任务。同时,他和张闻天、彭德怀急电周恩来:“请到前线催促红二十八军主力东调,如能及早赶到,定能夺取被晋绥军占领的吴堡、佳县、神府许多地方,而且直接援助了主力”。刘志丹、宋任穷奉命率领红二十八军向东,趁晋绥军四个步兵旅回援山西的机会,恢复了一度被他们占领的大片区域,巩固了陕北根据地的东部地区。
  阎锡山对红军神速地突破黄河天险,十分惊慌,立即调集十四个旅的兵力,编成四个纵队,从北、东、南三个方面,准备向红一方面军发起反击。
  毛泽东一过河,就部署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三月八日,他在交口县大麦郊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形势,调整了作战部署,决定在吕梁山地区集中兵力重创晋绥军。十日至十三日,方面军主力在吕梁山区先后击退晋绥军四个纵队的第一次反击。其中,在孝义兑九峪地区,击溃阎锡山部的第二、第三纵队十四个团。这就为红军向前挺进打开了通道。
  为了扩大红军东征的政治影响,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和有关政策,毛泽东和彭德怀联名发布《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号召一切爱国志士与红军联合一致抗日。并指出,红军东征的目的是为了抗日,红军保护爱国运动,保护革命人民,保护工农利益,保护知识分子,保护工商业。⒃
  东渡后初战告捷,怎样进一步发展胜利,扩大战果,创立河东根据地?毛泽东在大麦郊召开红一方面军的团以上干部会议,对下一阶段的行动作了部署。会议决定,以红一军团并指挥第八十一师为一路,后来称为右路军,担任主攻,向霍县出击,再沿汾河和同蒲铁路南下作战,伺机向晋东南发展;以红十五军团两个主力师为一路,后来称为左路军,向灵石佯攻,掩护主攻部队的南下行动;以方面军直属队和黄河游击师等部统归方面军参谋长叶剑英指挥,后来称为中路军,巩固现有占领区,保护黄河渡口和后方联络线。各路部队从三月中旬开始南下和北上。
  这时,红一方面军的下一步行动已经作了部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已初见成效,陕北根据地形势已经好转,而且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的文件已经到达,有必要对前一段工作进行总结,明确下一阶段的任务。毛泽东和张闻天等商定,在前方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从三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先后在孝义县大麦郊、隰县石口和石楼县罗村、四江村举行,通常称为晋西会议。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并作了传达共产国际七大决议案的报告。毛泽东在发言时强调:瓦窑堡会议决议是合乎共产国际七大决议案的,会后的中央工作是与国际决议一致的,事实上已经打开了新局面。他说:中国共产党要站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列,集中力量反对主要敌人。“中国人的事要自己干,相信自己”。他提出:“一,相信自己。二,不要朋友是不对的。”我们的任务,要利用每一分钟来争取最大多数。⒄
  会议的第二阶段,讨论军事战略方针问题,由毛泽东作报告。他说:华北是全面对日作战的战场。“经营山陕,主要是山西,是对日作战必要与重要的步骤。”我们的方针是“以发展求巩固”。在战略上要大胆,因为客观环境好;在战役上要谨慎,有利地形上以多胜少,以求减少错误。山西是主要的,也可以临时到河北、绥远去。现在在山西临时采取分兵原则,三个集团军采用打网式的普遍的游击战,求得一般地削弱敌人;我们自己则争取群众,扩大红军,而以扩大红军为主中之主。他在这个报告中,还逐条批驳了李德对战略《意见书》的错误,指出它的主要问题是,“革命战争中的单纯防御路线”。他说:现在应该进攻,敌人“围剿”来时要防御,“围剿”打破后就要进攻,“李德则取消进攻”。⒅会议决定,战略方针由毛泽东起草。
  这次会议决定,中共中央不再随东征红军行动。会后,张闻天等随即回后方瓦窑堡。
  正当红一、红十五军团分别南下和北上时,蒋介石为了阻拦红军的东进,调遣十个师的兵力开入山西,派陈诚协助阎锡山指挥作战;并命令黄河以西的国民党军队同它配合,企图封锁黄河,消灭红军,摧毁陕甘革命根据地。阎锡山也改变了原来拒绝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山西的态度。这就使双方在山西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重大的改变。
  鉴于这种严重状况,毛泽东、彭德怀命令南下、北上的两个军团在抗击敌军进攻中向晋西地区收缩集中,并命令中路军控制有关的黄河渡口。同时,向中共中央提出:“东面情况已根本发生变化,丧失了继续作战的可能,为稳固计,决定西渡。”⒆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决策。从五月二日开始,毛泽东、彭德怀指挥东征军,分别在清水关、铁罗关西渡黄河,五日全部返回陕北休整。在东征作战中,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不幸牺牲。
  这次东征历时七十五天,虽然因军事形势变化而没有能完全达到预期目的,但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功:消灭国民党军七个团,俘敌(包括阎部团长郭登瀛)四千余人,缴枪四千余支,炮二十余门;取得渡河作战的经验,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迫使原来侵入陕北的晋绥军撤回山西,巩固了陕北根据地的东部地区;红军扩大了新兵八千多人,筹款三十多万元,发展并壮大了红军和根据地的力量;在山西二十多个县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建立一些抗日游击队和游击区,为以后开辟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红军回师陕北后,由毛泽东、朱德再次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但蒋介石却拒不接受,继续加紧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进攻。他着手成立以陈诚为总指挥的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在陕甘苏区的东面和北面,有蒋介石嫡系汤恩伯部两个师、阎锡出晋绥军的一个师又一个旅准备渡河入陕,协同陕北的井岳秀、高桂滋两个师,采取堡垒政策,向根据地腹部步步进逼。在苏区西部,蒋介石将宁夏马鸿逵、马鸿宾的一部部署在陕甘宁边界地区。在苏区南部,蒋介石命令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向北进攻。但张、杨已同中共建立初步的合作关系,不愿再同红军作战。
  为了对付这种严峻的局势,毛泽东、彭德怀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在前方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张闻天采纳了这个建议,同在后方的政治局委员一起来到延长县交口太相寺,在五月八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出席会议,作了“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
  对当前的形势,毛泽东不是只从边区的局部着眼,而是从全国的大局出发,作出这样的分析:现在反日反法西斯的运动如暴风雨般地发展,工农商学兵各界都要抗日救亡。他们不愿当亡国奴,要反抗,要斗争。“群众运动发展到不怕统治阶级压迫的状态!九一八所激起的运动不如此次之深厚广大。”中间分子的态度转变过来了,落后分子也一天天觉醒了。在这种情况下,来自不同方面的对群众的争取十分紧张。我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被许多人所接受。我们的任务,总的是建立全国人民的统一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具体的政治任务,在目前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口号是争取直接对日作战,以红军作先锋,可以转到同东北军一齐去干。对南京的态度,在我们方面是发一个回师宣言,主张停战议和。红军东征抗日,蒋阎阻止,红军自动停战,要求议和。不和,那末你是卖国贼,我们就要打卖国贼。在山西立足,从目前我们的力量来看,还有困难,或是不可能的。“东边的路,是将来必走的,是长时期内战略进攻的方向。”
  对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毛泽东说:是要在陕南、甘肃、陕北、宁夏“四中择一”,因为“方向在一个时期中只能一个”。他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作了比较:陕北,没有饭吃,地域狭小,不能去;宁夏,黄河南岸不大,虽有金马池,但从政治、经济观点着眼不应去,因为马鸿逵可能争取或守中立,军事上此地不能守,绥远亦然;陕南是重要的战略区域又有红军,但须注意,或者去时易回时难,或者国民党军队在西安、襄阳间筑堡垒,不能出东方;“甘肃是上述几条路的必由之路。地方虽不好,但有极重要的意义。再在三边及甘北弄它一块。地广人稀,敌人以后进攻困难。这是这一时期的任务。”“最好的路,是得到炮兵,向南去。否则只有把蒋调到甘肃,乘其疲而击之。粮食有了,再往东边。”
  他在报告中还着重地提出红军政治学校的问题,说: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国大局面,没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来会犯罪;“要首先看明天,再来看今天。不看今天,是空谈。不看明天,就是政治上的近视眼。”我们有责任“引导同志们看得远”,办一所红军大学来培养大批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⒇
  会议经过讨论,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西征,并在瓦窑堡创办红军大学。
  会后,毛泽东连续出席五月十五、十七、十九、二十、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八日的七次政治局常委会议,逐项落实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的任务。
  在这些任务中,最紧迫的是西征甘肃的军事行动。五月十八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下达西征战役命令,决定以红一方面军主力一万三千多人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向陕、甘、宁边界地区发动进攻;其余部队留在南线、东线牵制国民党的军队,以掩护红军主力西征和保卫陕甘根据地。
  彭德怀西方野战军从五月十九日起出发西征。因为这一地区是回民聚居的地区,毛泽东在二十五日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提出:“主张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愿意武装回民,成立独立的回民抗日军”;“取消军阀官僚民团的一切苛捐杂税,改善回民的生活。”(21)西方野战军接连取胜,相继占领了陕甘宁三省边界的大片地区。在作战中,红军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着重打击马鸿逵、马鸿宾部和地方民团;原则上避免同东北军作战,同东北军骑兵第六师达成互不侵犯协议,但对接受蒋介石命令向红军进犯的何柱国骑兵师准备适当还击。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对西征以来的整个指挥,我都是同意的。”“对何柱国指挥‘进剿’之东北军,宜决定消灭其一部,这样做不会妨碍大局,反有利于大局。”(22)西方野战军在作战中俘获了何柱国骑兵师部分官兵,在经过“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教育后,全部释放,马匹和武器也一并归还。这样又促进了红军和东北军合作关系的发展。
  西方野战军的作战到八月一日结束,进行休整。这次战役,历时两个半月,共消灭敌人、俘敌旅长以下二千余人枪,战马五百余匹;开辟了横宽二百多公里的新区,使陕甘根据地发展成陕甘宁根据地;扩大了红军,组建了两个骑兵团,发展了地方武装;征集了大批资财。这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打好了基础。

  东征战役共消灭国民党晋绥军约7个团,俘4000余人,缴获各种枪4000余枝,炮20余门;取得了强渡江河作战的重要经验,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迫使“围剿”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晋绥军撤回山西,打击了蒋介石、阎锡山的反动气焰,使陕北革命根据地得到恢复和发展。红军吸收新兵约8000人,筹款30余万元,并在山西20多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

1 作战地图2

  红一方面军的西征胜利,为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在陕北站住脚跟并胜利展开的时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直十分关心被张国焘强令南下的那部分红军的命运,争取他们早日重新北上。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日,毛泽东和彭德怀致电向他们通报直罗镇大捷的情况,并告诉他们:“在中央正确领导下,粉碎了三次‘围剿’,正在猛烈扩大红军,猛烈发展苏区,准备迎接战斗的胜利。”(24)一九三六年元旦,毛泽东在复电朱德时又通报说:“国际除派林育英同志来外,又有阎红彦同志续来。”“政治局在国际指示之下,有新策略决定”,“其主要口号为民族统一战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结合。”(25)
  但张国焘却一意孤行,在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理番县卓木碉另立党的第二“中央”,狂妄地宣称:“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一、四方面军名义应取消”。
  鉴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中央委员会内公布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俄界决定。”(26)同时,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还商请刚从共产国际回来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张浩(即林育英)做张国焘的工作。张浩在二十四日致电张国焘等,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他建议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于张焘和中央之间的则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27)张浩的电报在南下的红军中引起极大的震动。徐向前回忆道:
  “张国焘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心里着慌。特别是张浩来电,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中央北进路线是正确的,高度评价中央红军的英勇长征,这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无疑是当头一棒。这个时候,陈昌浩也转变了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孤家寡人的张国焘,被迫‘急谋党内统一’。朱总司令和大家趁机做他的工作。我们还是老主意:取消这边的‘中央’,其他分歧意见,待日后坐下来慢慢解决。”(28)
  张国焘越来越孤立,被迫在一月二十七日致电张浩、张闻天,表示“在原则上完全同意”瓦窑堡会议决议,又提出“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这时,南下红军在不利环境下遭到国民党军重兵进攻,伤亡极大,由原来的八万人锐减为四万多人,给养困难,前途渺茫。红二、六军团又即将在任弼时、贺龙等率领下前来会合。这些,迫使张国焘不得不在六月六日宣布取消他成立的第二“中央”。徐向前回忆道:
  “毛泽东同志说过:南下是绝路。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正确论断。‘吃一堑,长一智’。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是经过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认识到的。”(29)
  七月一日,毛泽东、张浩、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彭德怀等六十八位在陕甘的党政军负责人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及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指战员,庆祝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电文说:“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的胜利的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的进军,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30)接着,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红二、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原红一方面军的红九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两军会合后,任弼时从张国焘处要来电报密码本,直接同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沟通了联系。在朱德、刘伯承、任弱时、贺龙、关向应等力争下,红二、四方面军决定共同北上,从七月初开始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北上同中共中央会合。
  中共中央、毛泽东得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的消息,非常兴奋。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张浩、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指出:我们正动员全部红军并苏区人民粉碎敌人的进攻,迎接你们北上。“二、四方面军以迅速出至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时,即令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何柱国、毛炳文等部,取得三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伟大的局面。”(31)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批准他们成立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第二天,毛泽东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关切地询问:“不知粮食够用否?目前确至何地?八月中旬可出甘南否?”又说:“西北统一战线有了进步,三个方面军会合之后,即能引起西北局面的大变化,兄等行军情形盼时告。”在接到朱、任、张来电通报北上情况和决心后,毛泽东、张浩、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在八月三日复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接八月一日电为之欣慰。团结一致,牺牲一切,实现西北抗日新局面的伟大任务,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完全一致的。”(32)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八月底从豫旺堡、同心城、黑城镇地区南下迎接二、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十月初进抵静宁、会宁地区。
  蒋介石发现红军三大主力即将会师,立刻在九月初调集胡宗南、王均、毛炳文三个军,企图抢占西安兰州大道上的静宁、会宁、定西段,来隔断红军三大主力会合的通路。胡宗南的先头部队火速北上,向这一地区推进。这是一刻千金的速度竞赛。针对敌情的变化,中央军委在九月十五至十七日接连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四方面军应迅速占领西兰大道的静宁、会宁、定西段,否则一、四方面军将被胡宗南部隔断。十六日到十八日,中共西北局在岷县附近举行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会议根据朱德、陈昌浩等多数人的意见,否定了张国焘的西进主张,肯定了北上同中央会合的方针。朱德、张国焘、陈昌浩立即致电前线指挥部徐向前、周纯全,下达了静宁、会宁战役纲领,部署红四方面军各部向西兰大道静、会段前进。
  可是,一向反复无常的张国焘会后立刻变卦,一赶到漳县红四方面军总部,又违背中央指示和西北局决议,命令红四方面军撤离通渭等地,转头西渡黄河。朱德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刻向中共中央和军委报告,表示坚决维护原定的静会战役计划;致电张国焘,批评他擅自改变西北局的决定;同时,下令红四方面军各部队暂停行动,并通知西北局各成员速到漳县重开会议,再次讨论行动方针问题。徐向前到临洮调查后,也查明黄河以西气候寒冷,雪山草地道路难行,人稀粮缺,渡河计划难以实现,提出了停止西进继续北上的意见。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在九月二十七日致电朱张,通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中央认为,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九月十八日之部署,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33)同日,他们又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中央明令已下,请电令通渭部队仍回占通渭,其余跟即北上。”(34)
  这样,张国焘才被迫同意红四方面军北上,同红一方面军会合。四方面军各部从九月三十日起,分五个纵队相继从岷州、漳县等地向通渭、庄浪、会宁地区前进。可是,时间已延误十天左右,使远道赶来的国民党军队胡宗南等部得以逼近这一地区,使红军三大主力会合时西北地区的局势变得十分严峻,增加了许多原来没有预计到的困难。
  这时,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已命令红一方面军向南急进。十月二日,西方野战军的红十五军团骑兵团在绕过海原县城后,连续奔袭二十多小时,行程三百多华里,抢在胡宗南等部到达前,夺占会宁县城,为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创造了条件。
  十月七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三师在会宁同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会合。九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军总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和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到达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师。二十二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率领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第二师会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终于实现全部胜利会师。
  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结束了创造人间奇迹的长征,也是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的胜利。在抗日战争烽火即将在全国燃起的历史时刻,三支主力红军会师对开展新局面的重大意义是难以估量的。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军委致电热烈祝贺三大主力的会师,指出:这一会合,证明“中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抗日联军是有了坚强的支柱了”,“全国同胞是有了团结御侮的核心了”,在“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指挥红四方面军北上的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也致电毛泽东,兴奋地说:
  “在会宁我们已经与红一师的战士们携手见面了。他们英勇杀敌的气概,和蔼亲诚的态度,使我们景仰钦佩。”(35)
  蒋介石对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合十分震惊,命令胡宗南、毛炳文、王均等军共十几个师的兵力向北大举进攻,企图乘红军立足未稳、正从会宁地区北移时,将红军歼灭于黄河以东的甘肃、宁夏边境地区,把这个计划称为“通渭会战”。张学良把蒋介石的“通渭会战”部署通报给了毛泽东、周恩来。
  中共中央和军委根据敌我态势,在同朱德、张国焘及红一、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协商后,在十月十一日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全军争取一个月的休整时间,部署迟滞南敌和进攻宁夏的准备工作,其中要求红四方面军以一个军迅速选择渡河地点,加速造船,准备过河进入宁夏。
  毛泽东在十月十三日致电红一方面军总指挥彭德怀:“请按十月份作战纲领准备作出宁夏计划纲要,与朱、张面商后提供给中央军委。”(36)朱德、张国焘率领红军总部在十月二十三日抵达打拉池,同先期到达的彭德怀会合,共同商讨由彭德怀拟制的宁夏战役计划,表示“完全同意”。这个计划规定由红一、四方面军分两路西渡黄河夺取宁夏:一方面军主力先“略取灵武、金积沿黄河南岸地区,尔后渡河”;四方面军以三十军、四军渡河,控制黄河左岸,攻击中卫,“吸引马鸿逵主力向中卫增援”,以配合一方面军的行动。
  为什么红军在这时准备发动宁夏战役?这同毛泽东五月八日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建立西北国防政府的设想有关,也同当时陕北的粮食和武器给养十分困难、很希望得到共产国际援助有关。毛泽东在六月二十九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曾写到:“从总的战略上看,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其他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有二:一是宁夏及绥远西这一条路,距离较近,人口经济条件较好,缺点是恐怕不易造成根据地。但如能给马鸿逵主力以打击,一个时期的立足是可能的。二是甘凉肃三州这一条路,能造成巩固根据地,缺点是距离较远,某些区域人口稀少,行军宿营恐怕有些妨碍。”“远方电台已通,中央的报告已发出,不久当有回电。关于西渡问题,当日内征求远方意见。兹先征求你的意见。”(37)以后,他和中共中央其他负责人在两条道路中更多地倾向于先取宁夏。九月十四日,他们给朱、张、任的电报中说:“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38)十九日,毛、周、彭致电朱、张,就十分明确地提出:“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因宁夏是陕、甘、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地区后给我们帮助,没有说甘西。”(39)十月十九日,毛泽东、周恩来致朱、张电中又嘱咐:按照军委《十月份作战纲领》已到黄河渡口的“三十军渡河,以至少备足十个船开始渡为宜”。“二十号开始渡河问题是否推迟数日。”(40)
  在收到朱、张、彭十月二十三日所制定的宁夏战役计划后,毛泽东当夜十二时复电同意这个战役计划,同时因国民党的胡宗南、毛炳文、王均部三个军和关麟征部一个师已迅速北上,在电报中又强调指出:“胡、毛、王、关业占大道,如继续北进……则我处南北两敌之间,非击破南敌无法向北”,“目前先决问题是如何停止南敌”。(41)二十四日夜半,红三十军开始渡河,第二天全部渡完,控制了河西一片土地。这时,胡宗南等部在飞机掩护下向红军阵地猛扑,已先后占领会宁、通渭、静宁等地,向朱、张、彭所在的打拉池进逼。二十五日,毛泽东、周恩来急电朱、张、彭等:“根据敌向打拉池追击及三十军已渡黄河的情况,我们以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不停止南敌,将使尔后处于不利地位。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向北”。(42)二十六日,已随红三十军到达黄河渡口的红九军,经中央军委同意后过河。四方面军指挥部一起过了河。二十七日,朱、张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转达中央军委指示,并说:“四方面军除三十、九两军及指挥部已过河外,其余各部应停止过河。”(43)三十日,国民党军关麟征师向靖远突进。看守渡口的红五军无法向打拉池靠拢,就奉朱德、张国焘的命令,也撤到河西,看守船只,休整待命。这样,河东和河西两岸的红军被国民党军队割断。
  十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任参谋长,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抵御南敌北进。根据这个要求,彭德怀在十月三十日下达经中央军委批准的海(原)打(拉池)战役的部署,规定红一方面军六个师、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准备从东西两面歼灭胡宗南先头部队一至两个师;其余部队钳制毛炳文、王均二部。同一天,张国焘却命令四方面军两个军后撤,使海打战役的部署未能实现。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对阻滞国民党军胡宗南等部北上、重新恢复河东河西红军部队的联系,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因此,中央军委随后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一切具体部署及作战行动,各兵团首长绝对服从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同志之命令。军委及总部不直接指挥各兵团,以便适合情况不影响时机地战胜敌人。”(44)彭德怀指挥红一、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第三十一军由同心城李旺堡一线东移,待机歼敌。
  由于国民党胡宗南等部进展很快,到达靖远、打拉池、中卫等地,打通了增援宁夏的通路,隔断了红军主力同河西部队的联系,这样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已无法执行,被迫中止。孤悬河西的红四方面军三个军二万一千八百人,虽然控制了一条山地区,奋战十多日,但这一带的地形和生存条件十分不利,难以长期停留。十一月二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张并毛、周请示行动方针,说明:“此方人稀、粮缺、水苦,大部队难以作战。”“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此方各种关系不便久停时,即我方决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尔后待必要时再转来接主力过河。”(45)九日,河西部队经中央军委同意后改向人口较稠密的凉州地区前进。十一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将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改称西路军。西路军开始独立作战。
  夺取宁夏的计划被迫中止后,中央军委对河东的作战方针是:逐次转移,诱敌深入,求得在有利地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国民党军一至两个师,停止他们的进攻。这时,骄横不可一世的胡宗声孤军深入,独自分三路向豫旺县进攻。十九日,彭德怀到山城堡前线主持召开前敌总指挥部会议,拟定山城堡作战部署,命令各部迅即进到指定位置构筑工事,待机歼敌。二十日凌晨五时,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说:胡宗南的丁德隆第七十八师,“有经山城堡、青岗峡向定边之可能”。“打时,以首先消灭其一师、取得确定胜利后再打第二仗为原则。”(46)这时,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前线慰问部队,应彭德怀的要求,留下共同指挥作战。红军各部向山城堡南北地区集中。
  十一月二十日,丁德隆的第七十八师进占山城堡等地。二十一日,彭德怀、周恩来指挥设伏的红军,突然向从山城堡东出的丁德隆师发起攻击,将他们大部压迫在山谷中,经过一天激战,全歼该师一个旅又两个整团,取得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次大捷。进攻盐池的国民党军一部也被红二十八军击溃。这次战斗,迫使胡宗南部全线后退,基本上停止他们对陕甘苏区的进攻。
  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对击破蒋介石的进攻,稳定陕甘宁根据地的局面,发展革命力量,促进国内和平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是对奠基西北的一份厚礼。

  阎锡山为阻止红一方面军继续东进,集中14个旅,编为4个纵队,再次向石楼方面实施反击。蒋介石应阎锡山的请求,从3月上旬开始,先后派遣约10个师进入山西,同时命令西北军、东北军等部向陕甘革命根据地进攻。

点评:此战,红军共歼国民党军7个团,俘4000余人,缴获各种枪4000余支,扩大红军约8000人,筹款30余万元,并在山西20余县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推动抗日运动发展,巩固和发展了陕甘苏区。

  ① 《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66页。
  ② 《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67页。
  ③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5年11月3日。
  ④ 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营一级以上干部大会上的报告记录,1935年11月30日。
  ⑤ 徐海东:《生平自述》,三联书店1982年12月版,第47、48页。
  ⑥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给张闻天的电报,1935年12月1日。
  ⑦ 《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70、171页。
  ⑧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5年12月23日。
  ⑨ 张浩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5年12月23日。
  ⑩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589—597页。
  ⑾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374、375页。
  ⑿郭洪涛:《迎接毛泽东到陕北》,《说不尽的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辽宁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371页。
  ⒀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记录,1935年12月17—25日。
  ⒁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1月17日。
  ⒂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给周恩来的电报,1936年2月17日。
  ⒃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1936年3月10日。
  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3月23日。
  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3月25日。
  ⒆毛泽东、彭德怀给张闻天的电报,1936年4月28日。
  ⒇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5月8日。
  (2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796页。
  (22)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1936年7月14日。
  (23)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61、65、66、69页。
  (24)彭德怀、毛泽东致朱、张、刘、徐、陈电,1935年12月2日。
  (25)毛泽东致朱德电,1936年1月1日。
  (2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3页。
  (27)林育英给张国焘、朱德的电报,1936年1月24日。
  (28)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456、476页。
  (29)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456、476页。
  (30)《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8页。
  (31)毛泽东、周恩来等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同志电,1936年7月22日。
  (32)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复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电,1936年8月3日。
  (33)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给张国焘等的电报,1936年9月27日。
  (34)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给张国焘等的电报,1936年9月27日。
  (35)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给毛泽东的电报,1936年10月10日。
  (36)毛泽东给彭德怀电报,1936年10月13日。
  (37)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6年6月29日。
  (38)毛泽东、张浩、洛甫、周恩来、博古致朱、张、任电,1936年9月14日。
  (39)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张电,1936年9月19日。
  (40)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朱、张电,1936年10月19日。
  (41)毛泽东致彭德怀并朱、张等电,1936年10月24日。
  (42)毛、周致朱、张、彭,并致贺、任、徐、陈电,1936年10月25日。
  (43)朱、张致徐、陈并报毛、周电,1936年10月27日。
  (44)中央军委给朱、张、彭、贺、任电报,1936年11月15日。
  (45)徐向前、陈昌浩致朱、张并毛、周电,1936年11月2日。
  (46)毛泽东给彭德怀电报,1936年11月20日。

  1月25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刘志丹等红军将领名义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提出: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收复失地。并表示: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

这时,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急忙调兵遣将,组织部分兵力向红军反击。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主力东进,在关上村全歼晋绥军1个旅部和两个团,俘约500余人,缴枪300余支、火炮6门。红15军团在石楼地区打败晋绥军的进攻。红军控制了石楼、中阳、孝义、隰县之间的广大地区,红军在河东初步站稳了脚根。

  东北军的六十七军西移时,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于8月下旬开始调往延安。为了打通与杨部的关系,做好该军的工作,叶剑英8月18日在给周恩来的信中写道:“十七路军工作,依我所知,不能完全照东北军工作指示原则,因该部与东北军有许多差异,虽然我们工作目的则相同。请令曾希圣同志送①访问刘培植谈话记录,1994年10月。

1936年2月至5月,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山西省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的战略性的进攻战役。

  四在安塞领导东线工委

东征战役

  1936年1月底,毛泽东来到陕西省延长县,与在这里的彭德怀、叶剑英等召开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进一步研究了东征作战的问题。会后,彭德怀到黄河岸边详细侦察地形,了解敌军兵力部署、工事构筑、火力配备等情况,选择渡河点。叶剑英留在延长,组织地方党政机关,继续做渡河的各种准备工作,并对渡河先锋队和船工进行政治动员和技术训练。2月2日,叶剑英致电毛泽东、彭德怀,提出应立即派人到延水南区黄河边,动员60名水手备用,并对渡河器材的筹备、部队集结待命等问题,提出了明确具体的建议。

3月中旬,进入山西的蒋介石部队,行动谨慎,晋绥军4个纵队再次向石楼方向反击时,红一方面军鉴于晋南和晋西北守军兵力薄弱,决定分兵南下北上作战。红1军团和红81师主力为右路军,于19日南下,占领霍县至侯马间广大地区,并破坏同蒲铁路150公里,消灭晋绥军和民团各一部,扩大红军3000余人,筹资7万余元;红15军团主力为左路军,于18日沿汾河北上,袭击文水、交城,并向太原佯攻,随后向晋西北的娄烦、岚县挺进,在兴县曹家坡地区歼晋绥军两个营又1个连;另以少数部队组成中路军,钳制晋绥军在石楼、中阳、午城、孝义和隰县等地区的第1、第2、第3、第4纵队的进攻。

  但是,西征却遇到了盘踞在宁夏境内的马鸿逵、马鸿宾军的抵抗。他们凭借一些厚实坚固的“土围子”阻止红军前进。一方面军总部领导指示部队干部、战士献计献策,自做炸药,炸毁“土围子”。叶剑英致电在西安的李克农等,要他们设法从国统区购买硝药。同时动员部队能工巧匠自己动手制造炸药。他在驻保安的总部机关和直属队大会上进行动员,希望凡在家熬过硝、做过炸药的同志,都积极报名参加,并从总部抽调人员到盛产硝土的一军团所在地宁夏豫旺堡,组建一个小制硝“工厂”。经多次试验,终于制成了雪白的纯硝。他们再在硝中加上其他成分,制成炸药,送到前线。前线指战员用这些炸药,摧毁了敌人许多“土围子”。

  陶翊周见信后,遂将刘仲明安插到该营工作,随部队行动。由于叶剑英等积极开展工作,陶营士兵的觉悟有所提高,有些人便拖枪逃到红军中来,带走16支步枪,两挺机关枪。当时,东北军有规定,丢失枪枝,要按价扣其直接长官的薪水。陶翊周无奈,只好求助于叶剑英。叶剑英报经周恩来批准,从安塞警卫营中抽调枪枝送还给他。这样,互相帮助,加深了陶营官兵与红军的友谊。

  为了加强中路军的武装力量,中革军委于3月11日电令:“一切在石楼①访问刘惠农谈话记录,1987年10月。

  叶剑英根据军委的指示,立即制定出行军、宿营计划,调整部署,组织部队向前沿阵地运动,并认真检查落实。2月8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叶剑英,询问渡河准备情况,要求立即秘密征集皮筏水手;确定随军东征的地方干部、警卫连等今后归叶剑英指挥调动,并由叶剑英派山西游击队到延水城同另一独立营及两个游击队集中训练。叶剑英即命赖传珠、杨森率山西独立营及延水第一游击支队、延长第六游击支队开往延水城待命,并将30个渡河笺子交赖传珠带给一军团。随后,叶剑英将一方面军直属队带往川口镇集结待命。

  冲央红军陕甘支队在陕西吴起镇(今吴旗县城)进行短期休整后,于1935年11月初到达甘泉地区同红十五军团(由陕甘红军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组成)胜利会师。

  根据瓦窑堡会议《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所确定的渡河东征的方针,和国民党军企图阻止红军发展、围困陕甘地区红军的新情况,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2月24日下达了《四十天准备行动的计划》。叶剑英根据这一计划,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东渡黄河作战的具体准备工作之中。据程子华回忆,叶参谋长亲赴前线组织调查由延安、甘泉、左铺各地到黄河西岸临真镇的交通道路,同部队指挥员察看渡河地点,提出部队作战行动方案和建议,协助各部队收集和制造木船、皮筏等渡河器材,征调造船和划船民工,组建工兵部队进行造船、划船、架桥等技术训练和战术训练。

  从6月15日至22日,一周之内,叶剑英亲笔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14封,并派卢伟良等专人送去。这些信忠实地记录了当时时剑英辛勤工作的情形,内容涉及敌、我、友各个方面,不仅反映了当时抗战与统战形势任务的复杂与艰巨,也反映了红军内部机构、人事和教育以及协助延安地区干部开展工作等诸多问题。他在6月20日7时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中写道:“刘惠农及政治部派来两个人,昨日均到宋家川布置一切,准备接收刘家坪伤病员(约150人),并由省一级机关派人动员伏子,续向榆树坪运搬。

  这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日益加紧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继攫取中国东北之后,又制造了华北事变。国民党政府却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整个中国面临着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危险。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为主要矛盾,促使国内各阶级、各政治集团的政治态度发生了新的变化,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势不可当。

  为了开展对十七路军的工作,叶剑英还同边章伍、王立人、吕继才等同志进到延安城,分别活动,利用东北军的关系,与杨虎城部进行沟通,动员他们共同抗日。同时以安塞边防司令部中央红军警备团团长时文平的名义写信给杨部程鹏九团长,建议双方休战,彼此通商,并提请对方约束民团。为了争取杨部,叶剑英在军事方面也做了对付国民党军进攻的相应准备。①在叶剑英直接领导下,东线工委经过一段时间艰苦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由于抗日形势的发展和党的统战工作的深入开展,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不仅停止了敌对行动,而且和睦相处,互派代表,互通情报,互送礼品,使原来的“敌军”变成了“友好的邻居”,为西北地区抗日救国统一战线新局面奠定了基矗8月25日,叶剑英根据陕甘、安塞、延安三工委的工作报告,整理出一份工作小结,报告周恩来。

  4月中旬,敌军集中兵力进逼石楼。叶剑英一方面命令马家站兵站暂停向河西运送缴获的物资,一方面请示毛泽东、彭德怀同意,集结中路军主力在石楼城北30里处阻击敌人,同时在永和一线打击北进之敌。这样,石楼地区的紧张形势得以缓和,黄河渡口继续控制在红军手中,从而保证了前后方的交通运输和伤员的转运工作。与此同时,叶剑英组织部队大力开展地方工作,建立和发展抗日游击队,建立中共地方组织和政权,征集兵员,筹粮筹款。有一次,游击队在石楼县县长家炕里挖出六大罐银元。叶剑英命令部队将这些银元运回后方,用作红军的经费。

  6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提出了争取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为了加强对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毛泽东于7月9日致电周恩来,要剑英到安塞指导工作。随后,叶剑英来到安塞领导东线工作委员会(简称东线工委),与朱理治、边章伍等一起作陕北地区东北军的工作,争取他们联合抗日。据马文瑞、刘向三等回忆,叶剑英到安塞后,立即深入到各地工委调查研究,于7月26日召开安塞、延安两县工委及县一级机关负责人会议。在会上叶剑英详细报告了当前政治形势和任务,并依据党中央对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解释了争取东北军工作的目的,说明各级东北军工作机关的组织系统与同级党组织机关的互相关系。当晚和翌晨,叶剑英又分别主持召开了安塞、延安两县工委会议,讨论和决定了以下一些问题:(一)安塞工委由马文瑞、刘德明、时文平、李先河、石步月等组成,下设安塞办事处和枣园办事处,主要对象是东北军六八四团;(二)延安工委由萧离、刘仲明、白寿康等组成,下设牡丹川办事处及富川办事处、川口办事处,主要工作对象是东北军的六三一、六六○、六八五团等;(三)对所工作的对象要深入进行调查研究,不仅了解部队的番号、位置、主官、历史、特点、一般来往电报,同时还要了解其官兵个人的履历、政治表现、嗜好、个性等情况,并设法接近和亲近他们,争取进行面谈;(四)在东北军中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应当在“抗日复东社”的政治组织中进行党的组织工作,发展时必须经过多次谈话,进行介绍、填表、上级机关派人谈话,举行入党仪式等程序,郑重履行入党手续。叶剑英还亲笔书写了党员宣誓词交给安塞和延安两工委负责人,以便在发展新党员时使用。

  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左右两路军从南北两线向中路军靠拢,集中兵力准备歼灭敌人。

  毛泽东、彭德怀接到叶电后,于2月5日电示各部移动驻防位置,要求由叶剑英具体部署,并指定叶剑英将所准备的渡河器材,尽快交给一军团。

  一份十七路军官长名册给我们。”对于十七路军的工作,叶剑英提出了与东北军大体一致又有区别的原则和办法:(一)拟抽出一部分干部进行训练,专门研究如何做十七路军的工作;(二)将对东北军进行工作的经验,传授给他们,以利尔后工作的开展;(三)为使十七路军工作尽快开展起来,应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建议将县区工委与地方党组织合并,将地区划出一段(从苏区边线起到苏区内六十里止),成立边区工作委员会,统一党政军的领导,着重做争取白军的工作;(四)工委办事处工作人员随游击队行动,以游击态势进行十七路军的工作,俟双方沟通以后,再选地设立机关,进一步开展工作。

  中共中央鉴于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和晋西敌军变化的态势,于4月28日决定撤回河西,结束东征。5月2日,一方面军开始有计划地西渡黄河,至5日全部回师至延长、延川、永坪地区。叶剑英率部尾随十五军团西渡回师,胜利完成了东征任务。

  4月10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办事处命令,任命叶剑英、聂荣臻、刘志丹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红军回师以后,蒋介石仍然坚持其“剿共”政策,调集军队准备对陕甘根据地发动新的“进剿”。在根据地东北面,有蒋的嫡系汤恩伯的一个师两个旅、阎锡山晋绥军的一个师又一个旅渡河入陕,协同陕北的井岳秀、高桂滋两个师,采取堡垒政策,步步进逼。在根据地西部,蒋介石将宁夏马鸿逵、马鸿宾的一部,部署于陕甘宁边界地区,防堵红军西进。在根据地周围的国民党军队中,只有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与共产党秘密建立了初步统战关系,不愿再同红军作战。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红军向国民党军力量薄弱的西部出征,以巩固和发展陕甘根据地,扩大红军,争取西北抗日力量的联合。叶剑英在西北军委参谋部,积极投入了西征战役的准备工作,参与制定了《西征战役计划》。1936年5月18日,军委下达了战役计划。计划确定:以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第八十一师、骑兵团共1.3万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进行西征,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二十九军主力、第三十军和陕北地方部队、游击队,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钳制入陕的蒋介石中央军、阎锡山晋绥军和原在陕西的敌军,努力保卫陕甘革命根据地;红二十八军准备出陕南,会同在该地坚持斗争的红七十四师,在鄂豫陕三省边区开展斗争,吸引蒋介石中央军主力于自己方面,以策应西方野战军的行动。

  一○七师先驻防于安塞附近,后移驻延安地区。师长叫刘翰东。安塞工委对刘师长及该师六三○团一名叫陶翊周的营长做了大量工作,并发展陶翊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陶入党后,叶剑英不时地穿着东北军的服装,出入该营防区,去做该营官兵的工作。一○七师移驻延安后,叶剑英于8月22日单骑赴陶营,与陶会面。不巧,陶进延安城去了,没有见着。第二天,叶剑英以中央工委代表名义给陶写信,告诉他:党决定陶翊周为一○七师党委书记,王昌奎、李朴王为委员,刘仲明为中央巡视员(随一○七师行动),负责指导并帮助一○七师党的工作,“望积极无畏地为党工作”。

  机关、部队、游击队工作人员,归叶剑英统一指挥。”3月21日,毛泽东、彭德怀又进一步明令:“为保障后方交通,赤化石楼全县、中阳南部、永和北部,猛烈扩大上述地区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并达继续包围石楼之目的,所有上述地区内一切武装、部队统一归叶剑英指挥。”

  在瓦窑堡会议讨论党的战略方针过程中,叶剑英拥护党的正确主张,并提出积极的建议。1935年12月19日,毛泽东特复电叶剑英等:“对战略方针的提议均收到,我完全同意兄等的意见。洛甫同志及中央各同志在大会上均无不同意见,政治局已开了三天会,很好的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力量与任务。

  周恩来、叶剑英和东线工委还派刘培植(曾参与做过一○七师长刘翰东工作)到一○五师做刘多荃师长的工作。1936年夏,欧阳钦给叶剑英、朱理治的信中说:“刘培植亦于昨日回来,结果比较好。刘多荃对我们的表示一贯的不坏的。同时刘培植同志还见了许多其他的人,影响都很好。??”叶剑英随即致电周恩来报告:“东北军工作仍是中心任务。陕甘来信。用复写纸写的材料《刘培植报告》,另有一份写给你的。据刘培植同志说,刘多荃师长允许他随部队行动。刘可随一○五团行动,拟去信。”其后,叶剑英派刘随东北军行动,继续进行统战工作。①在叶剑英主持下,东线工委还开办了杨家沟、枣园两个市场,发展集市贸易,恢复“红白通商”。当时东北军驻防陕北,人地两生,交通不便,粮草紧张,蒋介石对“杂牌军”又不及时供应,使东北军部队生活供给发生不少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东线工委开设贸易市场,允许东北军官兵来市场购物,或到苏区采办货物,帮助他们解决粮、柴、肉、马料等物资匮乏问题,这实际上是一种十分有效的统战工作形式。在市场上,工委工作人员主动与东北军官兵接触,向他们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理。彼此之间思想感情进一步得到交流。叶剑英还请周恩来派人民剧社到安塞市场演出。这个由危拱之担任团长的剧团,第一次来演出,就吸引了大批东北军的士兵和群众观看,受到热烈欢迎。当东北军官兵看到剧社演的《亡国恨》这幕悲剧时,许多人当场流下热泪,泣不成声。剧社共演出6场,场场爆满。演员及工委人员借演出之机与东北军官兵谈话。并散发《打回老家去》等宣传品。东北军官兵不顾国民党政训处人员的破坏,坚持看戏联欢,效果极好。对于东北军中的右翼顽固分子、亲蒋的政训处人员的破坏行动,以及反动保甲人员,叶剑英指示安塞、延安两县工委发动群众给以打击。①叶剑英在工作中及时向党中央和毛择东、周恩来请示报告,发出了大量电文和书信。有时一日数封。仅从7月28日至8月25日就亲笔给周恩来等修书10封,报告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工作的情形。信中大至方针策略,小至遣员购物,都一一陈述,不厌其详。字里行间充满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满腔热忱。

  并尽一切可能,利用各种关系,向东北军一○七师、一一七师官兵进行政治宣传,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对如何防止敌军进攻瓦窑堡提出许多建议,并根据毛、周指示,进行了大量救护伤员、保障供给、修补道路等方面的工作。

  11月下旬,叶剑英协助毛泽东、彭德怀指挥直罗镇战役,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俘敌5300余人,缴枪3500余枝。这次战役的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巩固了陕甘苏区,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红军的行动,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札”。

  叶剑英根据军委指示,指挥中路军与敌军巧妙周旋,钳制敌人,尤其注意控制石楼通往水头、石口镇、隰县、永和、留誉五条道路,充分发动群众,坚壁清野,阻截敌军的物资供给。

  一东征战役中的中路指挥

  叶剑英领导的中路军兵力虽然不多,但他果敢机智,巧于用兵,吸引和钳制晋军主力,圆满地实现了军委的战略意图,受到毛泽东的赞许。

  叶剑英在安塞领导东线工委期间,关心全局,积极搜集敌军和友军情况,随时通报中央。除此之外,他还极其关心红二、四方面军会师的情况。为了让这两个方面军顺利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他及时通报敌情,介绍北上路线和沿途情形。7月8日、15日他致电刘怕承,分别通报甘肃马步芳、兰州于学忠、毛炳文、王均、鲁大昌以及张学良、杨虎城等军队部署情况。8月6日、7日又连电刘怕承,详细介绍从俄界至瓦藏寺、哈达铺的行军路线及沿途山水、桥梁、寺庙、居民等情况。叶剑英所提供的一系列情报,对红军三大主力的顺利会师起了重要作用。

  夜幕沉沉,河水滔滔。第一、第十五两个军团冒着凛冽寒风,利用夜暗从陕北绥德县沟口、清涧县河口开始强渡。叶剑英亲临渡口,检查渡河情况,并随时向毛泽东、彭德怀报告。21日10时,叶剑英致电毛泽东、彭德怀:十五军团己渡河,一军团约下午16时才能过完。一方面军直属队拟本日17时开始过河。同日,叶剑英还将从前线接收的400余名晋绥军俘虏官兵的安置情况报告了毛泽东。21日晚,叶剑英最后率领一方面军直属队渡河。部队渡河后,按预定计划迅速向纵深发展。至23日,占领了三交、留誉、义牒各镇及其周围地区,完成了战役展开,取得东征战役的第一个胜利。①东渡黄河后,叶剑英协助彭德怀指挥部队,在中阳县关上村、孝义县兑九峪等地区打退了晋绥军的反击,控制了石楼、中阳、孝义、隰县、永和等县,并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得到山西人民群众热情支持。阎锡山仓促应战,惊慌万状,一面急电向蒋介石求援,一面调动部队向抗日先锋军反扑。红军将反扑之敌全部击溃,在上述数县广大地区建立起临时根据地。为了发展胜利,军委决定以这一地区为作战枢纽,分兵南下北上,组成右、中、左路军。

  (五)加派3个干部去延安周围的东北军6个团工作,并派边章伍去县工委帮助工作,等等。①这次会议以后,叶剑英把领导的重点放在争取东北军六十七军的工作上。又将该军第一○七师作为工作的突破口。

  ①访问杨醉乡谈话记录,1991年9月。

  接着,李克农与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王世英分别到洛川、西安,与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谈判,达成初步协议。4月9日晚,周恩来亲赴延安城一座教堂内,与张学良就抗日救国问题举行会谈,双方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

  但本日伏子能有多少来,尚未得报,已催刘赶办矣。??这两天王辉正拟帮助特务队整顿队伍,而主要负责人都跑了。昨天,王辉问该队政委:特务队近来进行过什么教育?他答:军事、政治都是我一人担任。又问:那么你进行过什么教育?他答:我队尽是新战士。王问:你上过政治课没有呢?他说没有。像这个政委和斯大林同志所引证过的那一位不可救药的说空话的人,实在没有什么分别,建议撤换。”

  11月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时决定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8日,叶剑英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参谋长。

  以红十五军团主力为左路军,在徐海东、程子华指挥下,向北进攻;以红一军团主力为右路军,在林彪、聂荣臻指挥下,向南急进;以红十五军团的一个团又一个营、一方面军直属队和新成立的红三十军、山西游击队等部为中路军,由叶剑英直接指挥,以牵制和吸引晋绥军主力,支援左右两路军的进攻行动。左右两路军分南北两线向晋绥军进攻,迅速进抵侯马和太原近郊,占领了晋西南广大地区。

  这一时期,全国抗战出现了新的形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有了很大的进展。叶剑英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参与指挥西征战役的同时,以主要精力投入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

  ①访问周梵伯谈话记录,1991年9月。

  叶剑英在争取陶营的同时,还亲自做一○七师师长刘翰东的工作。刘翰东是一位具有爱国思想、要求抗日的将领。叶剑英派党在东北军的联络员与①叶剑英给周恩来的信,1936年7月28日。

  2月18日,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下达了东征作战命令。20日20时,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名义,在毛泽东、彭德怀指挥下开始东渡黄河作战。

  三争取东北军与十七路军

  他秘密接触,发展关系,以后又亲自与他交谈,做他的工作。8月20日,叶剑英和边章伍二人身着东北军军装,到延安城外10里处,与刘会面,并如数带去该师士兵投诚红军时携来的枪枝,交还给他。刘翰东很感激,当场商定了双方交换枪枝弹药的具体办法。22日夜,刘翰东派副官到离延安城20里外的河庄坪,给红军送来1.5万发子弹,叶剑英带安塞警卫营二连在那里接收,并以机枪回送。通过多次交往,刘翰东加深了对红军的了解和信任,同意中共派人去六二一团开展活动。叶剑英与该团代理团长周振互通信件,建立了关系。经过一段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在一○七师、一一七师和其他一些部队中建立起了中共组织。

  后天讨论军事问题,详情后告。”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始终站在抗日救国的前列。1935年10月至12月,中共中央连续发表宣言和决定,号召全国人民和各党派、军队团结起来,抗日救国,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12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在陕西省安塞县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党的战略方针与策略路线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同时确定党的战略方针是: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总任务之下,首先须在一切政治的、军事的号召上和实际行动上,“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猛烈扩大红军”,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以山西和绥远等省为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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