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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沧白传: 第七十三章经理大旨后方委员会做事德

时间:2019-11-21 00:48来源:文学资讯
后委的情报工作不仅保证了中央和军委耳聪目明,有效地进行指挥,而且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各战略区的作战行动。1947年6至8月,为了配合刘邓大军强渡黄河,进军鲁西南,挺进大

  后委的情报工作不仅保证了中央和军委耳聪目明,有效地进行指挥,而且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各战略区的作战行动。1947年6至8月,为了配合刘邓大军强渡黄河,进军鲁西南,挺进大别山等战略性作战行动,情报部门先后及时提供了国民党军队的作战部署、兵力配置和蒋介石对战局的判断等极有价值的情报,使中央和刘泊承、邓小平在明了敌情我情的情况下,及时定下决心,正确选择战机和作战方向,保证了战役的胜利。这期间,人民解放军在西北、中原、华东、华北等各个战场的重要作战,情报部门也都及时提供了可靠的情报,因而受到中央和各战区指挥员的赞扬。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就不止一次地说:总参情报部门的情报搞得及时准确。邓小平直到1975年,还没有忘记情报部门在解放战争中立下的功劳。这年4月,他见到戴镜元时,感慨地说:我们在解放战争时期情报工作做得好,对敌人的情况了解得很清楚,对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①通讯联络,是总参谋部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叶剑英对这项工作也十分重视。他要求通信部门的同志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时刻保持中央和各地通讯联络的畅通,不能出任何差错。中央军委的电台, 90%以上都集中在三交,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绝大多数都由后委转达。各战略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的许多电报,也是由后委向中央转报的。根据中央的指示,后委还负责各战区的经验交流。各野战军的作战经验总结,绝大部分都先送到中央后委,再由后委整理上报中央,或介绍给各战略区。在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阶段以后,许多部队迫切需要了解城市攻坚作战经验。叶剑英指示参谋人员,及时组织总结和介绍了解放军解放石家庄等战役的经验。1947年底,陈毅去陕北参加中央会议,途经三交时,叶剑英请他介绍了华东地区人民解放战争的经验。叶剑英组织参谋部人员,认真研究全国解放战争的战局,及时向中央提出了许多关于战争指导方面的建议,为中央所采纳。

周恩来在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指挥各战场战役的同时,还时常念念不忘对外事工作进行指导,他还十分重视对外事干部的培养。此时,他已经预见到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在外交上需要一批新型的外事干部,曾先后两次写信给王炳南,要求外事组抓紧培养外交干部,并提出具体的可行性办法。1947年7月29日,他在给王炳南的信中说:对于外事组,应将重心放在翻译几本毛主席的重要著作,编译几本有关美国的工具书,编译几本有关解放区基本政策的小册子,就是为这些事花一两年工夫都要得。11月10日,他又致信叶剑英并转王炳南、徐大年、柯柏年,信中写道:编译方面,译毛、刘著作望仍照原计划进行,勿停勿懈。编小册子,目前只能编写解放战争及土改两种,今冬明春要将解放战争写出就很好。美国手册,能在明春编成就很好。政协和三人小组会议的谈判材料由章文晋、陈浩两同志整理出一份有系统的档案为最好。整理时有意见提出来,不要怕提反面意见,这对于今后的国际斗争,也许会有裨益。

4月10日,周恩来由山西回到陕北,同毛泽东、任弼时等会合。11日,根据周恩来的汇报,中共中央再次研究了先后转移到山西柳林、临县和兴县地区的中央、军直各机关的去向,决定“在晋西北的中央机构分三部分”。按照这个决定,李涛率一部分来陕北工作;中央工委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康生、彭真组成,不久离开晋西北转往晋察冀解放区;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组成中央后委,继续在晋西北领导后方工作。

  四出席全国土地会议

11月8日,外交部在北京东单外交部街31号召开成立大会。晚上8时整,周恩来在李克农、王炳南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了二楼大厅,他们在几张旧桌子拼在一起的主席台坐下后。李克农说:“同志们,我们的成立大会,首先请周总理给大家讲话。”周恩来站起来说:“首先我要纠正李克农副部长的一个错误。”会场立即变得严肃起来,大家不清楚李克农有什么错,李克农也茫然。周恩来继续说道,“我是外交部长,今天到外交部上任来,你们是不是该称我周外长?不要叫我周总理嘛。”会场立刻又变得轻松起来。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央后委是在周恩来由晋西北返回陕北,中共中央决定在晋西北的中央机构分成三个部分时,才正式成立的。

  后委为协助和保证中央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做了大量工作。正如王震回忆所说:“那时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打圈圈,彭老总带我们在前边打仗,剑英同志在山西三交的窑洞里,默默无闻地担负着中央后委工作。

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内战全面爆发。从10月开始,驻南京、上海、北平等各地的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分批撤回延安。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向陕甘宁展开大举进攻,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3月5日,周恩来、董必武以及王炳南、陈家康等从南京回到延安。周恩来回来就问:军调部的同志们回来没有?大家一起见见面。于是在王家坪,周恩来将大家召集在一起开了一次会议。他主要讲了当前的战争形势,还特别嘱咐道:“这些同志凑到一起不容易,不要走散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需要,到时候临时找人恐怕对情况不了解。”在他的亲自安排下,这些曾经从事外事工作的同志们被编成一支队伍,由薛子正任队长,黄华任副队长,王炳南为党委书记,章文晋、张香山、凌青等都在这支队伍当中,他们跟随部队转战到达山西省临县等候命令。

1947年上半年,国民党撕毁和平协议,发动内战,开始进攻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途中,在枣林沟会议上决定将中央机关分为前委和工委两部分,后中共中央又成立中央后方委员会,简称中央后委。

  ①《叶剑英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7页。

转战陕北途中,周恩来亲切关照“这些同志凑到一起不容易,不要走散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需要”

按照以上推论,似乎在“三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命令周恩来同志到山西临县三交镇安排后方工作”之时,或者比这更早,后委就成立了。然而那时候连中共中央留不留在陕北、中央领导同志全留还是部分留、谁留谁走这样一些重大问题都还没有解决,是不可能先成立一个中央后委的。3月28日中共中央在王家坪、任家山决定留陕北不走,书记处成员毛、朱、刘、周、任都要求留在陕北前线。周恩来起程去晋绥以后,毛泽东同志等人仍继续讨论,在枣林沟,终于作出了决定:“组织工委”,刘、朱“去临县与董、叶会合”;“嗣后即由毛、周、任三人主持中央”。中共中央工委当时的目的地是晋西北的临县,工委到达后,在晋西北的中直、军直各机关的工作,自然应由工委统一指挥。因此,毛泽东、任弼时在催请周恩来早日回河西时特别嘱咐:“河东事由刘、朱、董、叶处理”。可见,3月底,直到4月9日中央后委还没有成立。直到4月9日中央向各战略区发出的重要通知中,宣布了中共中央“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和“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等三项决定,仍未见提及成立中共中央后委之事。

  1947年7月,叶剑英从山西临县到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一部分)西柏坡村出席中央工委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刘少奇主持会议,并作了报告和总结。9月10日,叶剑英在会上作了发言。他首先强调了贯彻中央颁布的土地法的重要意义,接着,着重谈了外线作战问题。他说,党中央确定的自卫战争第二年的方针,就是要把中共主要力量,打到外线去,打到蒋管区去,举行全国性的反攻。这一方针,是党中央、毛主席根据战争发展的规律提出来的,是斗争形势决定的。他认为,解放军进行外线作战,存在着不少有利条件,主要是:(一)蒋管区人民欢迎我们打过去。(二)蒋军士气低落,兵力空虚,是可以打出去的。(三)蒋管区在人力物力方面都有很大潜力,我们打出去以后,可以就地得到补充。解放军进行外线作战,也存在一定的困难,但在中央和军委的领导下,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叶剑英强调指出,摆在老解放区面前的任务是要大力支援外线作战。要抽调、训练、输送干部,参加新解放区建设工作。还要在武器、物资、兵员等方面帮助外线作战的部队。

到达西柏坡后,中央外事组的工作仍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由于工作条件的极大改善,周恩来也有了相对充足的时间来考虑外事组的工作了,此时,他又把开办外事学校,及早培养年轻的外事干部提上了日程。1948年6月,周恩来指示在张家口外语干部训练班的基础上,吸引从平津和各解放区来的学员,在石家庄附近的南海山村成立了中央外事学校,浦化人任校长,学校归叶剑英直接领导。这批学员中的大多数人在新中国成立后参加了外交部的工作,成为了首批外交战线上的干部。

但在一些文章中却有中央后委成立于“枣林沟会议之前”的提法。其理由是:“撤离延安后,中直、军直各机关和老弱妇孺均转移至晋西北临县、兴县地区。3月24日中共中央命令周恩来同志到山西临县三交镇安排后方工作。3月25日、26日中共中央又为中直、军直安全转移问题作了两次电报指示,提出派恩来同志即来晋绥帮助贺、叶、杨处理这一转移工作。”因而可以看出,“由叶剑英、杨尚昆同志负责的后委应在枣林沟会议之前成立并开展工作”。

  叶剑英在抓紧军委参谋部工作的同时,还以很大精力关注中央机关的工作。中央城工部,负责对全国各地的地下党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的统筹和联络,部长由周恩来兼任,李维汉任副部长。撤离陕北时,李维汉和城工部迁到了后委。在周恩来领导下,叶剑英与李维汉具体指导了各地地下党的工作。

抗日战争后期,在国民党正面战场上,日军从河南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军事行动,迅速越过湖南、广西,进军贵州,直逼贵阳,国民党几十万军队连连丧师失地,政府面临崩溃的危险。而在解放区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向日军展开攻势,收复了大片国土,日益成为抗日的主要力量,受到国际社会的特别关注,尤其引起了美国和英国政府的注意,他们急需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与根据地人民的抗战实力,想与延安建立直接的联系。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急需打破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取得国际上的了解和支持。在周恩来和中共南方局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克服了重重困难,进行了大量的外事宣传活动。情况终于发生了改变:先是1944年6月,一个由21人组成的“中外记者访问团”访问了延安。紧接着,美军观察组也来到延安。

  叶剑英、杨尚昆等领导的中央后方委员会,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摊子。它包括:军委总参谋部一、二、三局一部分,军委总卫生部,中央办公厅、城工部、交际处、外事组、立法委员会、妇委、工委等部分单位以及中央警卫团的一小部分,还有烈士家属等。以后,从国民党统治区撤回的干部,也陆续到达三交。中央后委领导的人员最多时达5000余人。

为搞好这次的接待和联络工作,党中央在延安专门设立中央军委外事组,主任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兼任。中央军委外事组下设四个科:研究科、联络科、翻译科和行政科,科长分别由柯柏年、陈家康、黄华、杨作材担任,马海德是顾问,成员有徐大年、曾远辉、敦戈奇、凌青等,主要负责同美军观察组的联络工作。后来这些同志当中有的又参与了抗战胜利后北平军事调外执行部的外事工作。

  ①叶剑英在临县土改纠偏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2月。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外交部随之组建。作为外交部长,周恩来一直在考虑外交人员的筛选。除在原有中央外事组工作人员的基础上挑选外,他又从中央其他各部门的干部、军队的高中级将领、地方领导干部以及新毕业的大学生中间选调了一部分。不仅考虑人选,他还“边招人边工作”,仅一个月的时间,到1949年10月底,外交部就完成了向各国送达开国公告和周恩来的公函的任务,相继办理了10个国家同新中国建交的有关事宜,同时拟订了外交部组织条例、确定了内部组织机构和人员的配备等。

  会议开始时,叶剑英根据中央12月会议精神和临县土改中的实际情况,作了报告。他着重讲了形势问题以及怎样划分阶级问题,对待各个阶级、阶层的政策问题,如何处理打入杀人的后遗症问题和平分土地问题。①在谈到形势的时候,他说,中国革命斗争20多年,从来没有出现过目前这样好的形势。在政治上,全国人民心向共产党,向往解放区,蒋介石的处①转引自《谢觉哉日记》(下),第1175—1176页。

1948年春,毛泽东率领的中央前委经过一年多的转战,终于到达西柏坡与中央工委和后委实行三委合并,西柏坡成为领导全国革命的指挥中心。中央外事组也随即离开临县,于5月进驻西柏坡附近的陈家峪村。

  打破禅关惊破梦,

首届驻外大使经过严格培训,纷纷走马上任。他们谨记周恩来的谆谆教导,走过风雨,走过辉煌,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直到今天,周恩来“外交无小事”的教诲还影响着一批又一批中华驻外使者,激励他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而不懈奋斗。

  叶剑英对临县土改中出现“左”的偏向早有所闻。听了冯文耀的汇报后,他感到问题比较多。遂答应一面向中央请示,一面找些干部群众代表,开座谈会,进一步了解情况。

天津解放后,成了新中国外事干部的集散地。中央统战部的章汉夫,外事组的黄华、徐大年、柯柏年、章文晋、马牧鸣、凌青,解放区救济总会的杨公素……这些后来蜚声中外的新中国著名外交家们陆续到达这里。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向天津市委等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目前我们与任何外国尚无正式外交关系,因此不承认这些国家派在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指示还指出,我们采取这种态度可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外交传统的束缚。原则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必须被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但在执行时,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这也正是毛泽东提出的“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的具体化。

  现在形势变了,党中央要求我们进行外线作战,打到蒋管区去,向蒋管区要粮、要钱、要兵,以加快解放战争的进程。解放区的干部要适应新形势,树立全局观念,积极参加新解放区的建设,为争取全国胜利早日到来多作贡献。

新中国第一批外交官走马上任,周恩来郑重叮咛“外交无小事,切不可掉以轻心”

  叶剑英邀请了临县劳动英雄、副县长刘万山和部分区委领导干部开座谈会。同时,又同杨尚昆等一起到附近农村作实地调查。经过座谈和调查,叶剑英掌握了许多第一手材料。

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外交工作的一次重要胜利,周恩来敏锐地抓住这次重要机遇。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后不久,周恩来便在8月1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指出:“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新民主主义中国有初步认识后有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我们不应当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①访问戴镜元谈话记录,1990年8月。

1949年1月,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各大城市的相继解放迫切需要一支能够从事外交工作的队伍去接管和负责城市涉外事务。鉴于此,周恩来决定在西柏坡召开一次外事组会议,他要为这些从事外事工作的人员讲一讲当前的形势。这是中央外事组自成立以来周恩来第一次给大家做报告,他非常重视,并专门下发了会议通知,要求外事组科长以上的干部全部到会。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做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报告,详细介绍了进城以后开展涉外工作的方针和外事干部应注意的各种事项。他说:进城后,涉外工作首先要为稳定局势服务。对帝国主义分子与来自这些国家的人民要加以区分,外资企业可允许其继续营业,但要接受我们的管理。对外国的外交官,在派出国正式与我建交前,均按侨民对待。他还特别强调外事工作影响大,所以外交大权在中央,外交无小事,决不能擅自行事等。

  ②叶剑英:《关于外事组改组及工作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47年5月11日。

在周恩来的循循善诱和精心指导下,中央外事组一边转战一边工作,为新中国的成立积蓄着自己的外事力量。根据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叶剑英加强了外事组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做好了向海外宣传解放区的工作。由于条件艰苦,对待国际问题主要通过收听中外文广播编辑两种新闻稿,供与外事组在一起的中央负责同志参考。当时,马海德和一些懂英文的同志负责收听外国新闻广播并记录下来翻译好,董越千负责审稿、定稿,刘文仲管刻钢板、油印,每天出两种。在那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他们竟然坚持工作了一年多,并受到了中央领导的好评。

  并后,要加强集中领导;各机关的任务,按组织系统落实;加强组织纪律性,纠正某些散漫的现象;充实业务人员,减少杂务人员;各机关只开展补助性、供给性的生产,使工作人员集中精力从事工作;适当地、妥贴地安置老弱、幼孝疾病人员,减少工作机关的负担。为此,特设中央直属纵队管理处,在中央副秘书长直接指导下,统一管理中央直属机关的供给、卫生、党务、教育、行政各事项,形成一个行政管理系统。后委其他领导同志一致赞同叶剑英的意见。②在叶剑英的主持下,后委的组织系统很快进行了调整和整顿,统一了领导。接着,叶剑英要求各部门立即恢复业务工作,并向军委机关提出一些题目,责成各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研究。这些专题主要是:自延安到临县的行军总结;保卫工作;保密工作;情报保障;通信联络;后勤供应保障等。尔后,叶剑英多次主持后委领导同志开会,对上述题目逐个进行研究讨论。参加讨论的除后委负责人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李克农、邓颖超(不久到中央工委工作)等人外,还有帅孟奇、戴镜元、王诤等。经过多次讨论,作出了相应的决定,各部门迅速将各项业务工作开展起来。

在这些初期的外事活动中,周恩来已经开始感觉到我们的外交人手远远不能满足现实需要,要建立新中国并使之走上国际舞台,必须培养一支属于自己的外事干部。于是,他写信给重庆担任南方局外事组组长的王炳南说:“现在延安也有同性质的工作,可是人手不够,尤其熟悉英语的人不多,望你们在外也要多多注意储备人才。”

  ①《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271页。

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周恩来敏锐预言“这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3月下旬,叶剑英东渡黄河,前往晋西北地区。从延安撤退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3000余人,经过艰苦行军,至4月上旬陆续到达山西省临县三交镇双塔村及其附近的10多个村庄。

1950年3月10日下午,周恩来专门组织外交人员躲在屏风后面观摩了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向毛泽东主席递交国书的仪式。仪式结束后,周恩来又陪同毛泽东主席一起接见了大家,人们异常兴奋,七嘴八舌地向毛泽东问了许多问题。当有人提出不懂外语,怕搞不好外交工作时,毛泽东说:现在我们的高级干部中懂外语的很少,那也不能不派大使啊!暂时不懂外语,也可以当好大使。他举例说汉代的班超、张骞也不懂外语,不照样出使西域,并且不辱使命,功绩卓著吗。他幽默地对大家说:将军当大使好,好在哪里?首先,你们出去我们放心,因为你们不会跑掉。这时周恩来也笑着插话:革命军人嘛,政治觉悟高,立场坚定,纪律性强。接见结束时,周恩来语重心长地为大家作了动员讲话,最后他郑重地提醒大家:外事工作授权有限,所以你们要经常向国内请示汇报,外交无小事,切不可掉以轻心。

  中央和军委机关撤到三交以后,许多人听到革命圣地延安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又听不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消息,一时不了解战局的发展,十分焦急。

1947年5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中央外事组在山西临县三交镇正式成立。成立大会由时任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的叶剑英主持,王炳南宣布了外事组负责人名单,主任由叶剑英兼任,副主任由王炳南担任,并就中央外事组今后的工作做了详细安排和布置。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外事组下设研究、编译和新闻3个处:研究处主要负责研究国际形势、党的外交政策、编写有关参考资料,处长柯柏年,后又任命了副处长张香山。该处下设两个科,凌青担任一科科长,二科科长是吴青;编译处主要负责将毛泽东的著作译成英文,也选择一些介绍土地改革和解放区情况的材料,处长徐大年,副处长章文晋,科长马牧鸣;新闻处主要负责编发和油印新闻材料,编辑向海外提供的介绍、宣传解放区的小册子,处长董越千,下设两个科,科长分别是刘华峰、陈应。中央外事组是当时中共中央的机关之一,工作人员大约有20多名,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在战争环境下培养的一批外事干部,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建国后成为新中国开展外交工作的骨干力量。在第一批司级领导中王炳南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董越千任副主任兼国际司司长;柯柏年任美澳司司长。实际上,中共中央外事组是新中国成立前主管外交工作的领导机构,是新中国外交部的前身。

  中央后委的首要任务,是协助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为此,既要担负中央的后方保障工作,更要做好参谋部的工作。叶剑英在统筹后委全面工作的同时,将大量精力放在领导军委总参谋部的工作上。总参谋部机关除留下少数机构和人员跟随中央前委以外,大部分都撤到了三交,由中央后委领导和指挥。中央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要了解全国的战争动态和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主要靠后委提供情报。中央同全国各战略区的通讯联络,也主要靠后委保障。因此,后委的任务十分繁重。叶剑英十分重视情报工作,他说:情报是指挥员定下作战决心的重要依据,后委要充分利用电台集中和驻地固定的有利条件,为中央做好情报工作。他经常听取情报部门的汇报,及时给予指示。1947年5月18日,叶剑英在听取情报工作负责人戴镜元的汇报后,作了明确指示。他说:情报工作的方针,应以抓战略侦察为主。要加强对国民党中央重要的军事部门、特务系统和各大战区的侦察,注意收集战略性的情报。按照叶剑英这一指示,情报部门立即对工作作了调整和部署。他们想方设法克服许多困难,完成任务。电源不足,就采用手摇马达发电。设备性能差,就想办法进行改善。在不长的时间内,他们就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20多部电台,提高了工作效率。一次,叶剑英到情报部门驻地检查工作,发现有些电台架设方向不对,便对戴镜元说:电台这样架设,不利于对敌工作。戴镜元很快同工作人员作了研究,大家都觉得“参座”的意见提得好,立即对电台的位置重新作了调整。叶剑英还提出情报部门每天收集的情报,要及时报告给他,同时编一个军政情况汇报,及时通报给中央的毛、刘、周、朱、任5位领导。6月5日,叶剑英又指示戴镜元,通知各大区野战军的情报分支机构,要把所得的情报,每3天或者5天向总部汇报一次,以便总部全面地加以综合整编,上报中央和军委。这样,便形成了一个全军性的情报网。有些重要的军事情报,叶剑英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中央报告。如1947年6月12日,他向正在陕北天赐湾驻扎的中央前委报告,追击中央前委的国民党军董铡部整编第一军,已到巡检司、马家台一带,前委机关西去如受阻,建议往杨桥畔之东南、青阳岔以北之线东向小理河。中央前委机关随后重返小理河一带,并在此驻扎一个半月,举行了著名的小河村会议。6月22日这天,他又两次致电中央,报告获得的国民党在沈阳、长春的军队准备增援四平街国民党守军的计划。

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央军委外事组完全是出于对中华民族自身利益的考虑,在努力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同时,努力改善同美国的关系。然而,美国政府的行为从根本上辜负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真诚希望,最终与中国共产党处于对抗状态。但历史证明,周恩来等对于外事工作做出的努力仍结出了可喜的成果,在这次接待工作中,我们的干部获得了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锻炼了一批外事干部,像李克农、伍修权、耿飙、黄镇、姚仲明、韩念龙、黄华、柯柏年等。

  人在云中路径迷。

西柏坡外事会议上,周恩来强调指出“对外国的外交官,在派出国正式与我建交前,均按侨民对待”

  临县县委副书记冯文耀来到双塔村,向叶剑英简要汇报了土改中的问题,同时反映了干部群众要他出面领导纠正偏向的愿望。

接着,周恩来微笑着对大家说:“有的好久没见面了,有好些人是第一次见面,我来点点名,认识认识。”他拿起花名册,依次点着各位的名字,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从司长到科员一个都不落。“头一个是王稼祥,外交部副部长,我国首任驻苏联大使。稼祥同志已经到达莫斯科举行开馆升旗仪式了。”他又点李克农,“克农副部长现在主持外交部常务工作,老党员、老红军,长期做情报和统战工作。” “章汉夫正从上海赶来。他是20年代的老党员了,早年留过美,后来又留苏,当过省委书记。抗战胜利后曾在香港做外事工作。天津解放,他主持了天津的外事工作,上海刚解放,中央又派他去主持上海的外侨工作。”他又点到王炳南:“办公厅主任王炳南留学德国,回国后先在杨虎城将军身边做统战工作。后来就到重庆、南京的中共办事处做外事工作,中共中央外事组成立后,担任外事组副组长。”“还有现任东北军区参谋长的伍修权将军,还没有到任。他在军调部跟美国人打过交道,去年解放沈阳也跟原美国领事馆打交道,查出了许多特务用的电台。早年进过莫斯科中山大学,现在由他来主持东欧司。”他又翻了一页名册,“亚洲司司长沈端先,也就是有名的夏衍,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翻译家,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早年留学日本,精于日文,现在还在上海任宣传部长,目前暂由乔冠华代理司长。”还有乔冠华、龚澎、浦三、龚普生、董千越、宦乡、柯柏年、赖亚力……周恩来将外交人员花名册上的同志一个一个都点到了,点到熟人,还开一两句玩笑。人们都惊讶总理惊人的记忆力。

  经中共中央同意,叶剑英于1948年2月中旬,在三交镇召开纠正临县土改偏向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委、县政府负责同志,各区区委书记和土改工作团的成员。会议原定开2至3天,但到会的同志认为问题太多,一致要求延长会议时间,切实把问题搞清楚,结果开了13天。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新中国首批外交官中,有一些是从军队中选调来的,为使大家尽快了解外交工作,外交部专门组织了学习班,请有关方面的专家和一些国家驻华外交官前来介绍国际形势、中国的对外政策、有关国家的政治经济概况、风俗习惯乃至外交工作经验和外交礼仪。还组织他们学习穿西装打领带,学习跳舞,等等。

  ①《萦思录——怀念叶剑英》,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第一版,第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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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剑英在五合县暂住期间,抽暇参观了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的五台山。他看到寺内许多文物古迹遭到破坏,心情很沉重。陪同的人员告诉他:群众说五台山的和尚是大地主,和尚下山收租还带兵和枪。土改中,群众斗争了和尚,把寺庙的许多东西当成大地主的浮财分了。叶剑英听了这话,沉吟了许久。下山后,他对县委负责人说:你们领导群众反对地主阶级,包括反对封建迷信,这都是对的。但是,反对封建剥削制度,破除封建迷信,同破坏历史文物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五台山寺庙,是劳动人民修建的,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和风格。庙中的东西,大多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破坏了十分可惜。你们应采取措施,保护这些历史文物。县委的领导们听了叶剑英的话,很受教育,并很快采取了一些保护文物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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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剑英在中央后委期间,工作异常忙碌。他的女儿向真回忆说:“记得1947年,我们住在山西三交双塔村。父亲整天忙碌,晚上看文件至深夜,从第二天燃余的蜡烛的长短可以推知他究竟睡过觉没有。”①双塔村生活十分艰苦。后委的炊事人员常常到河里捕鱼,到山上拣木耳来改善生活。叶剑英有时亲自去打山鸡。打到以后,便请杨尚昆、马海德等和身边的同志们来一起分享。他对干部和群众的生活十分关心。对于一些干部的家属问题、孩子问题,他总是挂在心上,经常过问,并帮助解决困难。他还经常同当地群众谈话,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

  1947年4月29日,中央在给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的指示中说,城工部自去年底改组以后,其任务已定为:在中央规定的方针下,研讨与经管蒋管区的一切工作,并训练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干部。现在除各解放区的中央局下设城工部外,各解放区的区党委,如周围有蒋管区可进行工作的也得设城工部。5月5日,中央又发出关于蒋管区工作方针的指示,提出:要保护中国共产党及民主进步力量,以继续加紧开展人民运动;要坚持放手动员群众进行反美反蒋的方针,将公开合法的斗争与隐蔽的斗争结合起来;蒋管区城市工作,一切要从长期汀在打算,以推动群众斗争,开展统一战线,如此,方能“配合解放区胜利,推动全国新高潮的到来。”①叶剑英、李维汉组织城工部人员认真学习中央的这些指示,并结合各地的情况具体贯彻落实。5至6月,叶剑英同李维汉及城工部人员一起,对蒋管区的农村武装斗争、统战工作、党的组织、城市斗争等问题研讨出一个提纲,报中央批准后,发给了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和上海分局参考。同时,还抽调了20名经过学习及土改斗争锻炼的得力干部,从7月起陆续派驻蒋管区,加强了对蒋管区斗争的领导。

  叶剑英于9月下旬回到双塔村,继续领导后委各项工作的开展。11月底,他西渡黄河,前往陕西米脂县参加中央会议。会议分为两个阶段,从12月7日到24日为准备阶段, 25日至28日为正式会议。在准备阶段,会议又分为政治、军事、土地改革三个小组,讨论研究当前形势和党的政策。叶剑英担任土地改革小组副组长,同组长任粥时一起主持土地问题的讨论。在讨论中谈到农村土地政策和阶级政策时,叶剑英语重心长地说:“内战时由于‘左’的错误政策,却把自己孤立了。苏区里赤白对立,买不到东西,像海中孤岛,白区里剩下些光棍党员,最后连根都拔掉。现在我们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援,蒋介石集团则日形孤立。但是我们并不是没自己被孤立的可能。只有正确的执行联合中农,联合中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才可避免。”①在正式会议阶段,讨论通过了毛泽东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1948年1月,叶剑英回到中央后委,立即向干部传达了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组织学习讨论毛泽东的报告。这期间,中共中央还提出了土改中注意纠正“左”倾偏向的问题。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发出了《关于改正错定成份与团结中农的五项指示》,要求对解放区土地改革中发生的“左”的做法进行纠正。中央后委所在地临县的土地改革,是以康生为首的土改工作团主持,于1947年3月开展起来的。在运动中,康生推行“左”倾政策,高划成份、乱打乱杀的现象比较严重,一些坏分子借机报复,杀害了许多革命干部和群众。

  让吾放眼到平西。①

  三城工部与外事组

  境空前孤立。在军事上,解放军已逼近长江,离全国胜利已经不远了。要夺取胜利就要团结更多的人,分清敌我友,善于向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才能团结90%的人;要善于分化10%的革命对象,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总之,要牢固树立团结90%的观念。在谈到怎样划分阶级的问题时,他重申中央的规定:对生产资料的各种不同占有关系,是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并向大会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划分阶级的8条新规定,指出孤寡残废,以及教师、医生、工人有部分土地出租或请人代耕者,都不能定为富农;对富农与中农的界限要分清,只要剥削不超过总收入的25%,都是富裕中农;对革命军人成分的评定,要持慎重态度,否则会影响部队的巩固。他要求到会同志,严格掌握中央关于划定成份的标准,回去认真作一次检查,对的就坚持,错的要坚决纠正过来。关于对待各个阶级、阶层的政策,叶剑英说,我们党领导土改的目的,是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地主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是,对待地主、富农分子,应和贫农、中农一样分给土地和财产,并在劳动中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对中农要团结,中农在农村中人数占50%以上,对战争出力多,贡献大。在农村团结了中农,就团结了大多数。在城市,团结了中小工商业者,就是掌握了党的政策。关于如何处理打人杀人的后遗症问题,叶剑英主张,要用冷静的头脑来考虑和处理,不能草率从事。他提议由县司法部门与各区人民法庭,组织一个专门机构,受理死人案件。受难者和被诬陷者,准其申诉;搞错了的,由公家负责赔偿;假公济私和蓄意陷害他人者,要依法严惩。关于平分土地问题,叶剑英根据中央关于区别老解放区、半老解放区和新解放区,采取不同的土地政策的精神,再次强调临县是老区,不实行平分土地,而应采用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办法,解决贫雇农的土地问题。①与会人员根据叶剑英的报告,结合实际进行认真讨论。叶剑英每天听取各小组的汇报,同大家一起研究纠偏的办法。2月24日,大会进行总结。叶剑英又就如何处理打死人和退赔等问题,作了进一步说明。

  叶剑英从北平回到延安的时候,延安城正笼罩在一片紧张的战争气氛之中。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由于无力继续进行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便集中兵力,重点进攻山东和陕北两个解放区。中共中央面对国民党军队对陕北的进攻,决定主动放弃延安。中央指定叶剑英、杨尚昆负责驻延安各机关撤退的组织指挥工作。3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在西北野战部队的掩护下,全部撤离延安。同时,任粥时电告晋绥军区的贺龙和李井泉,中央直属队将转移到晋西北。3月29日,中共中央于陕北清涧县枣林沟村举行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党中央的精干机关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和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各项工作。随后,中共中央又决定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在晋西北临县地区,统筹后方工作。

  可有神工能扫雾,

  ②叶剑英:《关于后委机关调整和业务工作的意见提纲》,1947年7月。

  一天早上,叶剑英散步来到村外,看见许多老百姓挑着水桶排队。他走到山脚下的水井边,只见下面有个小坑,仅仅有浅浅的一点浑水。挑水先要下10多个台阶,到达坑底,然后用瓢一下一下地把水舀进桶里。水量很小,挑一担要花很长时间。

  叶剑英对五台胜境及其被破坏的情况感触很深,挥笔写下组诗《过五台山》(三首),以纪其事:千年古刹千年债,万个金身万姓粮。

  二中央的“耳目”

  他们无私地支援革命,支援战争,可他们的生活却是这样艰苦!回到驻地,他立即将后委的有关负责同志找来,对他们说:“双塔村的群众吃水这样艰难,我看了心里很难过。我们应该帮助群众解决这一困难。”当时,从陕北调来的一些石匠正在山脚下挖防空洞,修指挥所,叶剑英决定让他们暂停几天,为群众突击打井。同时,抽调一些身强力壮的战士一起于。叶剑英尽管工作很忙,每天早晚都要抽空到工地去看看工程进度,并和大家一起搬石头,同志们劝他休息,他笑着说:“为群众打井,我也应该出一分力嘛。再说,我还等着水喝呢!”

  一从延安到临县三交镇

  南台山上白云低,

  4月的一天下午,后委的工作人员和家属,听说叶“参座”作报告,一个个急切地涌进会场,坐在老槐树底下静候。不多时,叶剑英来到会常他举起双手向大家致意,并告诉大家,毛主席很好,中央的领导同志们都很好,他们仍转战在陕北。接着,他介绍了解放军在西北和全国其他战场的战况,说:目前的形势对我们很有利,我们给胡宗南留下了延安一座空城。敌人虽然进了延安。但他们背了个包袱。我们在延安附近连续打了胜仗。当然,战争是残酷的,艰难的。同志们要有精神准备,克服困难,战胜困难,要有胜利的信心。大家听了叶剑英的讲话,消除了自延安撤退以来笼罩在心头的沉闷情绪,受到了很大鼓舞。①为了加强对后委机关的统一领导和指挥,叶剑英明确提出:中央机关合①访问张明、任友青谈话记录,1985年5月。

  ①访问路宝银谈话记录,1991年9月。

  三交纠偏会议以后,上改工作团和临县县委、各区区委认真贯彻会议精神,纠正过去出现的“左”的偏差,妥善处理一些遗留问题,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各项工作逐渐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

  后委还是一个人员和物资的中转站。由中央工委和各解放区筹措的供应中央的物资、经费,以及部分兵员,都是先集中到后委,再由后委运送给中央的。叶剑英还多次同各战略区联系,为陕北战场征召、训练新战士。1947年6月至7月,他与晋绥、晋察冀解放区联系,征召了一个团的新战士,并配足武器,经过短期训练,开往陕北。

  临县土改中出现的这些错误倾向,引起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不满。晋绥分局的指示下达以后,临县的部分县区干部,对土改工作团能否真正贯彻分局的指示表示怀疑。他们想到,中央后委就住在本县,后委书记叶剑英是中央委员、中央军委领导人,因此,希望他能出面领导纠正本县土改中的偏向。

  三交是一座山乡小镇,东倚吕梁山脉,西临滚滚黄河,是山西省通往陕西省的要冲之一。三交又是1941年即被八路军解放的老解放区,人民群众觉悟高,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怀有深厚的感情。听说中央机关要来,他们主动腾出窑洞,准备物资,热情迎接。4月2日,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贺龙、叶剑英在三交开会,讨论中央工委、后委的工作。这次讨论的问题,由周恩来回陕北同毛泽东、任弼时研究后确定了下来。

  五临县反“左”

  看到这种情景,叶剑英的心情很不平静。他想,根据地的人民多好啊!

  六与群众共甘苦

  昔日庄严金佛像,

  经过连续几个昼夜的奋战,这口井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向下挖了一丈多深,井水变清,井的容积扩大了,还垒起了井台。从此,双塔村的群众再也不用排队挑浑水了。群众喝着清冽可口的井水,十分感激地说:“叶参谋长为我们做了一件大好事!”①1948年3月,中共中央根据人民解放战争胜利进展的情况,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粥时离开陕北,前往晋察冀解放区,中央机关也随之迁往,同中央工委、后委机关合并。同月,叶剑英率领后委机关部分人员离开双塔村,向晋察冀解放区进发。

  而今流落万人家。

  五台县委积极响应叶剑英的号召,先后动员组织几批干部,随军进入湖南、广东、内蒙古、新疆等新解放区,在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荒凉殿宇有啼鸦。

  稀世藏经灰化也。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叶剑英将原军委外事组改组为中央外事组。1947年5月11日,他就外事组的改组及工作开展情况向中央作了报告。报告中说:外事组包括前京(南京)平(北平)渝三地外事人员,已于5月1日改组,主任由叶剑英兼任,副主任王炳南。现有工作人员20亲人,分为3个处:编译处由徐大年负责,研究处由柯柏年负责,新闻处由董越千负责。各部门已于10日开展工作。他在报告中还谈到了各处的工作计划。编译处主要翻译毛泽东文选,编译有关介绍土地改革和解放区文化的材料;研究处主要研究国际形势、党的外交政策,编写有关参考资料;新闻处主要编发和油印新闻材料。②当年曾参加中央外事组工作、后来做了多年外交工作的凌青回忆说:“1947年4月在山西临县成立了中共中央外事组,为中央直属八大单位之一,叶剑英同志兼任外事组主任。我在研究处一科任科长,研究美国情况,编辑过一本《美国手册》。那时我们不光坐机关,还下乡参加土改。这样一直到全国解放,我们便参加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机关。”

  这期间,叶剑英与李维汉一起,多次根据中央的指示,致电香港分局方方、林平和上海分局的刘晓、刘长胜,就组织机构、游击战争、爱国民主运动等问题,提出了重要意见,有力地指导了党在蒋管区各项工作的开展。

  针对这种情况,叶剑英立即决定给后委的干部们作一次形势报告。

  ①叶剑英在临县土改纠偏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2月。

  叶剑英在报告中,还就蒋管区的城市工作和军事上的一些具体问题,如加强武工队的组织、战地俘虏工作、农村建设和消灭地主武装等提出了重要意见和措施。①全国土地会议从7月17日一直开到9月13日才结束。会后,叶剑英离开西柏坡村,返回中央后委驻地。途经山西五台县时,中共五台县委正在召开全县区委书记联席会议。与会同志听说叶参谋长来了,纷纷要求他给大家作一次形势报告。叶剑英在报告中,再一次谈了外线作战问题。他说:过去在解放区打仗,吃的是解放区的粮,要的是解放区的兵,花的是解放区的钱。

  不只是管后方保障,更多的是做参谋部工作。每天,我们军队的行动,敌人兵团的运动,双方态势的变化,都得及时掌握,并向统帅部通报。那时,后委实际就是军委的参谋部,中央的‘耳目’,做了大量工作,受到了毛主席的赞扬。”

  未妨仇恨是清狂。

编辑:文学资讯 本文来源:叶沧白传: 第七十三章经理大旨后方委员会做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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