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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掌握顾绛八股文取士“败混蛋才”说德晋彩

时间:2019-10-30 16:32来源:文学资讯
天下之病民者有三:曰乡宦,曰生员,曰吏胥。是三者,法皆得以复其户[3],而无杂泛之差,于是杂泛之差,乃尽归于小民。今之大县至有生员千人以上者,比比也。且如一县之地有十

  天下之病民者有三:曰乡宦,曰生员,曰吏胥。是三者,法皆得以复其户[3],而无杂泛之差,于是杂泛之差,乃尽归于小民。今之大县至有生员千人以上者,比比也。且如一县之地有十万顷,而生员之地五万,则民以五万而当十万之差矣;一县之地的十万顷,而生员之地九万,则民以一万而当十万之差矣。民地愈少,则诡寄愈多[4],诡寄愈多,则民地愈少,而生员愈重。富者行关节以求为生员,而贫者相率而逃且死,故生员之于其邑人无秋毫之益,而有丘山之累。然而一切考试科举之费,犹皆派取之民,故病民之尤者,生员也。故曰:废天下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也。

他指出:“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盗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肮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针对晚明士林空疏学风,该派提出“博学于文”、“行已有耻”的主张,认为这是圣人之道。自一身以至天下国家,皆学之事;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耻之于人至为重要,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虽“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行已有耻”是该派它身处世的原则;“博学于文”是该派通经致用的方法和途径。他们的学术宗旨是“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通经致闲的手段则是训诂考据。他们主张通以汉儒为师,认为“六经之所传,训诂为之主,仲尼贵多闻,汉人犹近古”,从而抛弃了理学家的明体功夫,而致力于通经之业。并且,摸索出了一套扎实细密的治学方法。如,在广泛占有资料基础上的比勘审核、旁推互证、排比钩稽的归纳法;力求名实相符、事有佐证的证验法等。该派还提倡创新的治学精神,反对剽袭模仿的风气。认为著书颁有新内容。“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人之所不可无。而为之”。对著述持严肃负责的态度,指出“读书不多,轻言著述,必误后学”。该派反对治学上的门户之见,认为“排斥众说,以申一家之论”的做法会使通经之路狭窄,主张“问道论文,益征同志”。

多年来,提到八股文取士,有关论著几乎是一片否定声,而且是全盘否定;作为全盘否定的重要佐证,又几乎无不引用顾炎武这样一段话,见于《日知录集释》卷十六“拟题”条: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可是,顾炎武果真全盘否定八股文取士之制吗?否!1.顾炎武此话是针对同篇上文“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云云,而发的激愤之语。所谓“拟题”,指的是下述弊病:从明初以来,科举所考经义(由于后来文体要求八股对仗,俗称八股文),《四书》是全文,但字数不多;《五经》内容多,但只考其中一经,后来还削减了一些篇章。由于整个说来可出的有意义的考题不过一二百道[1],渐渐出现这样的现象:一些“富家巨族”预先“延请名士”,将这些可出之题各撰成一篇八股文,令子弟“记诵熟习”。因为“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将所记之文抄誊一过,便可中式,结果导致“天下之士,靡然从风,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2]。顾炎武把这叫做“成于剿袭,得于假倩”之风,并说“卒而问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接着抨击“败坏人才”云云。类似的话亦见于《亭林文集》卷一《生员论中》:“国家之所以取生员,而考之以经义、论、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经之旨,通当世之务也。今以书坊所刻之义谓之时文[3]。舍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不读,而读其所谓时文。时文之出,每科一变,五尺童子能诵数十篇,而小变其文即可以取功名。……故败坏天下之人才……夫然后寇贼奸宄得而乘之,敌国外侮得而胜之。”显然,所谓“败坏人才”,只就“今日”流弊立论(坊刻时文约“兴于隆、万间”[4],自亦属“今日”范围)。所以在另一地方顾氏又说:“盖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节抄剽盗之人”,如能成功,“科场亦自此而清也”[5]。既然清除“今日之弊”后科场可“清”,则自亦意味出现此弊以前的明代前、中期科场是“清”的。这是逻辑之必然。且有下证。2.《亭林文集》卷三《与彦和甥书》曰:“万历以前八股之文可传于世者,不过二、三百篇耳,其间却无一字无来处”;希望其甥集门下士“将先正文字注解一、二十篇来……除事出《四书》不注外,其《五经》、子、史、古文句法,一一注之,如李善之注《文选》,方为合式。此可以救近科杜撰不根之弊也”。注释这些“八股之文”,竟要求如李善之注《文选》,此顾氏视其内容充实,用典渊源有自之证。顾氏对“八股之文”的类似看法还有:“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6];“夫昔之所谓三场,非下帷十年,读书千卷,不能有此三场也”[7]。这些看法也有顾氏同时学者言论为之呼应。如黄宗羲便说:“科举之弊,未有甚于今日矣。余见高、曾(祖)以来,为其学者,《五经》、《通鉴》、《左传》、《国语》、《战国策》、《庄子》、八大家,此数书者,未有不读以资举业之用者也。自后则束之高阁……”[8]。也是将流弊定在“今日”,而与“高、曾”之时大量读书对比。3.对“今日”流弊,顾炎武无一字涉及文体八股对仗。相反,在断言这一格式“盖始于(宪宗)成化以后”,接着具体介绍明世宗嘉靖以前八股对仗的形成过程及破题、承题等作法。对这一文体,顾氏不但未表示鄙弃反对,而且引《孟子》语,视之为“规矩”;并对“嘉靖以后,文体日变”,略有微词,称“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顾氏甚至认为“今之为时文者”是在走向“裂规偭矩”。在介绍文体的最后一个环节“大结”时说:“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摅所见,或数十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时事,以后功令(指有关科举等法令)益密,恐有藉以自炫者,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至万历中,大结止三、四句”。接着发出感慨:“于是国家之事罔始罔终,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见于应举之文矣”[9]。从其语气可以看出,顾氏仅不满于万历以后的文体。这和上述他对流弊出现前后八股文内容的不同评价,也是一致的。4.顾炎武《蒋山佣残稿》卷一有两封《与李霖瞻(书)》,其一曰:“小儿……衍生,亦颇谨饬。本经《毛诗》已完,令节读《五经》,兼诵先辈八股文百篇,意不在觅举也。”[10]人所共知,顾氏大义凛然,坚决拒仕清朝。此信又反映他不许儿子“觅举”。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衍生诵读八股文百篇,并与节读他最尊崇的《五经》同时进行呢?只能有一个解释,即顾氏对这些“先辈”的八股文十分欣赏、尊重。这和上引他的话“前辈时文无字不有出处”,也是相呼应的。或许有人怀疑:这会不会是顾氏早年的看法呢?肯定不是,证据就在此两信中:第二信称衍生原是顾氏“犹子”,后“立以为子”;第一信称“从弟子严今将六旬,连得二孙,今抱其一为亡儿之嗣”[11]。由此可见:第一,从弟已将六旬,则顾氏自已年六旬左右或六旬以上。信中还自称“老身尚健”、“桑榆末景”云云,均证两信乃晚年之作。第二,顾氏本有一子而亡,至晚年方立犹子衍生为子;后又以从弟之孙为“亡儿之嗣”,则衍生年纪不大[12],刚读完《毛诗》亦可理解,这与两信乃顾氏晚年之作,并不矛盾。以上情况表明:赞许“先辈”八股文乃顾氏晚年定见,不容置疑。页码1 2 <

  顾炎武(1613—1682),初名绛,字忠清,自署蒋山佣,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出身江南大族,少落落有大志,不与人苟同,耿介绝俗,与同里归庄相善,共同参加复社活动,有“归奇顾怪”之称。清兵南下,从昆山令杨永言等举兵抵抗,失败后,友人吴其沆死之,炎武与归庄得脱。其嗣母王氏不食死,遗言后人莫事二姓。炎武遂遍游南北诸省,结纳各地爱国志士,考察山川形势,图谋匡复明室。多次险遭陷害,并曾被捕入狱,得友人营救,才得出狱。他也多次拒绝与清廷合作,愿以身殉。晚年卜居陕西华阴,死于曲沃。

亭林学派

  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废天下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废天下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

亭林学派〖亭林学派〗创始人顾炎武(1613—1682)。炎武,原名绛,字宁人。清昆山人。因其故居有亭林湖。学者称亭林先生。此学派因此而名。炎武之先。…

  今天下之出入公门以挠官府之政者,生员也;倚势以武断于乡里者[1],生员也;与胥史为缘[2],甚有身自为胥史者,生员也;官府一拂其意,则群起而哄者,生员也;把持官府之阴事,而与之为市者,生员也。前者噪,后者和;前者奔,后者随;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锄之而不可锄也。小有所知,则曰是杀士也,坑儒也。百年以来,以此为大患,而一二识体能言之士,又皆身出于生员,而不敢显言其弊,故不能旷然一举而除之也。故曰: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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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选自《顾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卷一。《生员论》凡三篇。这是中篇。生员,因唐代国学及州县学都规定学生的员额,故称生员。明、清时,凡经过本省各级考试取入府、州、县学的,都称为“生员”。本文尖锐地揭发了生员的弊害,提出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百姓之困苏、门户之习除、用世之材出,其矛头对准了封建社会末期的科举制度。其指责时弊,切实有力。废除生员后怎么取士?作者在下篇中作了回答。他主张废除的是以时文取士所产生的生员,则矛头也对准了八股文。他主张兼用辟举之法,其法虽也弊害百出,但由于时代局限,作者也不可能有根本上改变这种弊端的好办法。

〖亭林学派〗创始人顾炎武(1613—1682)。炎武,原名绛,字宁人。清昆山人。因其故居有亭林湖。学者称亭林先生。此学派因此而名。炎武之先。世代业儒。其祖父以上,三代都是进士。炎武早年参加过复社,与同乡的归庄相友善,以诗文并称于世,固两人性格耿介违俗,时人称“归奇顾怪”。炎武因深恶明季招门徒、立名誉之习,故教诲传学仅潘耒一人。见于《年谱》者尚有毛今风、宋列、王太和三人;张石舟所编《年谱》附载王吴曾受于炎武。但上述诸人著述未闻。《汉学师承记》谓张力臣受业于炎武。但《年谱》未载。顾炎武之交游者有归庄、吴炎、潘柽章、朱鹤龄、王锡阎、李□、张尔岐、朱彝尊、阎若璩、杨□、博山、路泽农、吴任臣、张□、王宏撰、李因笃、马□、汪琬等;炎武之从游者有徐乾学、徐元文、陈芳绩、陈启源等。炎武之私淑弟子有黄汝成。此派之学,实事求是,不分汉宋门户,经世致用,规模宏峻。炎武“学主于敛华就实,晚益笃志经学”,“于陆、王之说辨之最力,论治、综核名实,于礼教尤兢兢”,“论学,标博学于文、行已有耻二语为宗旨”。该派谈性理者不多。虽屡次称引朱熹,但对于其理学思想则采取避而不谈的态度;虽在形式上仍保留着宋学的外壳,但试图以经学主张改铸理学。提出“古之所谓理学”即经学,而“今之所谓理学”即禅学,这种理学,“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它“校诸帖括之文而尤易”。认为经学难治而可贵,禅学易习而不足取法。顾炎武尖锐地批评了理学家们“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流弊,总结了清谈误国的教训。

  国家之所以取生员而考之以经文、论、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经之旨,通当世之务也。今以书坊所刻之义,谓之时文[7],舍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不读,而读其所谓时文。时文之出,每科一变,五尺童子能诵数十篇而小变其文,即可以取功名,而钝者至白首而不得遇。老成之士,既以有用之岁月,销磨之场屋之中[8];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视天下国家之事,以为人生之所以为功名者,惟此而已。故败坏天下之人材,而至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夫然后寇贼奸宄得而乘之[9],敌国外侮得而胜之。苟以时文之功,用之于经史及当世之务,则必有聪明俊杰通达治体之士,起于其间矣。故曰: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也。

  注释:

  天下之患,莫大乎聚五方不相识之人,而教之使为朋党。生员之在天下,近或数百千里,远或万里,语言不同,姓名不通,而一登科第,则有所谓主考官者,谓之座师;有所谓同考官者,谓之房师;同榜之士,谓之同年;同年之子,谓之年侄;座师、房师之子,谓之世兄;座师、房师之谓我,谓之门生;而门生之所取中者,谓之门孙;门孙之谓其师之师,谓之太老师。朋比胶固,牢不可解。书牍交于道路,请托遍于官曹,其小者足以蠹政害民,而其大者,至于立党倾轧,取人主太阿之柄而颠倒之[5],皆此之繇也[6]。故曰:废天下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也。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启蒙思想家,爱国学者。他在经学、音韵、史地、文学等诸多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被推为乾嘉学派的开山祖师。他认为:“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与人书》三)他的散文,也像他的诗一样,具有“风霜之气,松柏之质”。其著作极丰,著名的有《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韵补正》、《日知录》、《亭林诗文集》等。其诗文经华忱之点校,题作《顾亭林诗文集》,由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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