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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传: 第六章 踏平“赤卫队”德晋彩票ap

时间:2019-10-10 22:57来源:文学资讯
工作队决定在该厂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与王洪文一样,王秀珍也投入了竞选“文革”主任的角逐。她没有王洪文那样的“十大罪状”。凭着她的苦出身、老劳模,省人民代表、中

  工作队决定在该厂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与王洪文一样,王秀珍也投入了竞选“文革”主任的角逐。她没有王洪文那样的“十大罪状”。凭着她的苦出身、老劳模,省人民代表、中共党员,凭着她的口才和中专文化水平,她当上了上海国棉三十厂的“文革”主任。象她这样的造反派当上“文革”主任,在当时的上海是十分罕见的——那时候的“文革”主任,几乎清一色的“保”字号人物。

张春桥到安亭后,天下着细雨,潘国平撑着一把雨伞跑过来,替张春桥打着伞。在这之前,张春桥并不认识他。他们一齐走进安亭汽车修理厂,很快开始了“中央文革”大员与“工总司”司令之间的谈判。

  好不容易“胜利”了。在“胜利”面前,分裂,又严重地威胁着王洪文的“司令”宝座。

  紧接着,便是选举核心组成员了。王洪文是个聪明人,提议道:“今天,我们大家都是初次见面,彼此不了解。我建议,大家都来一个自我介绍,报一下家庭出身、政治面目、职务,便于选举。”

周恩来要陈伯达加以制止。陈伯达一方面电告韩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决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一方面找当时分管工交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商量,决定马上派人去安亭,劝阻工人立即回沪,不要阻塞交通。陈伯达提出派张春桥去,因为张春桥既是中央文革成员,又是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李富春同意。据陈伯达后来回忆,当时并未意识到“安亭事件”的严重性,派张春桥去是他匆匆决定的,没有请示过毛泽东,不是张春桥后来所吹嘘的那样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我去安亭”。

  “高参”的一席话,使王洪文的“认识”大为提高。他在“火线指挥部”提醒人们:“现在,已不再是《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的问题,而是抓住《解放日报》这个要害,卡住上海市委的喉咙!”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602次列车发出后,周恩来的指示转达到上海铁路局,当天中午,潘国平等人被拦阻在南京车站;602次列车上的王洪文等人于上海8时被拦阻于安亭车站的岔道。

  “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史无前例的!”

  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革命造反”兵团赶来声援。红卫兵们不断地演讲着。总算填补了那等待着的空白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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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洪文笑了。

  十一月八日上午,“工总司”从抢红布发展到抢档案。那是王洪文打算在“工总司”成立大会上,拿出一枚“重磅炸弹”,用来轰击上海市委。据说,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的造反派头目谢鹏飞,被打成反革命,那些“黑材料”在厂档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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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人员: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代表团共二十人。

  王洪文为他的“三点一线”中的“一点”——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的黄金海鼓吹了一番,使黄金海进入了核心组。

陈伯达给安亭上海工人的电报

  这一突然袭击,使戴祖祥一时无法招架。

  “我们对上海市委提出三项严正要求。”这些穿蓝色工作服的来访者,口气跟那海报一样大。

10日凌晨,潘国平(也是“工总司”头头)等在上海北站带200多人强行登上两节客车,5点钟时北上。王洪文等率领三四百人,强行登上602次列车,命令车站调度室于7点钟发车北上。

  这支队伍一路上呼喊“火烧张春桥”的口号,惊动了沿途的成干上万的市民。

  于是,在“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里,响起了这样的声音:“打开《毛主席语录》,第二五一页,第三段……”

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委十分焦急,他们一方面说服工人回沪回厂,另一方面又派人送去15万个面包以及棉大衣、棉被,还动员安亭车站的职工不分昼夜烧水烧饭送衣,有些年老体弱的工人因为饥寒交迫,疲惫不堪,已经到了虚脱的地步。但王洪文等人还在大声疾呼:“坚持就是胜利!”“一切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不让工人离开。

  难怪,这次会议之后,聂元梓在上海博得一个雅号,曰“保姆”!她那讲话的神态,她那讲话的口气,确实象一个保姆在那里数落着、开导着不懂事的孩子。

  忙着安排做袖章,做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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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文元:协会形式怎么样?

  上海延安西路二○○号,幽雅的会场,西式的小楼。在那里高悬多年的“文艺会堂”四个大字,已被红卫兵用铁锤敲得粉碎,罪名是“文艺会堂”即“裴多菲俱乐部”。虽说裴多菲是匈牙利著名诗人,而“裴多菲俱乐部”的名声却不妙,几乎成了“反革命”的同义语,诚如毛泽东在那关于文艺界的著名批示中所说:中国文艺界的协会差不多“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事情紧急,陈伯达要王力给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打电话,派军用飞机送张春桥去上海。在张春桥出发前,陈伯达给安亭发去了一份急电,除讲了一些大道理外,比较明确地提出:“事实上,你们这次的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张春桥同志立即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和他当面商量。这是我们再三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我们热烈希望你们接受我们的意见。”

  “赤卫队死保上海市委,大方向错了!”

  显然,“工总司”违反了中央的精神。

1966年11月9日,周恩来同以黎笋为团长的越南劳动党中央代表团交谈后,即主持讨论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批驳只强调“革命”而根本不讲生产建设的论调,决定该社论翌日见报,以便刹住借“革命”冲击生产的风。

  总部头头王玉玺率数万“赤卫队”员步行北上,声言进京控告。步行的队伍到达昆山时,王洪文和耿金章率“工总司”造反队员追来,在昆山又发生一场混战。

  深夜抢红布

11月12日上午8时,张春桥在潘国平等人的陪同下,坐着一辆大卡车驶达安亭车站。张春桥站在卡车上又一次宣读了陈伯达给安亭上海工人的电报,动员工人返回上海,潘国平在一旁帮腔:“‘工总司’的战友们,张春桥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春桥同志对我们的支持,就是毛主席对我们的支持。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我们马上返回上海……”

  这是“赤卫队”在上海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它的“四点意见”,清楚地表示了它的立场和观点。

  台下马上有人起哄,呼喊“揪出政治扒手”,会场大乱。

沪宁线上有一个在地图上很难找到的铁路小站安亭,却在一夜间全国闻名,原因是1966年11月10日,王洪文一伙人制造了“安亭事件”。王洪文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的头头,1966年11月9日,王洪文等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工总司”成立大会,“勒令”上海市市长曹荻秋等市委领导到场接受批判,遭到曹荻秋的拒绝。他说“工总司”这些为首的分子,都是一些有严重问题的社会渣滓,不能去参加大会,参加了就要犯错误。当晚9点,王洪文等人煽动群众游行,要求曹荻秋接见,仍被拒绝。王洪文就率领部分“造反派”于第二天凌晨冲向上海北火车站,声称要“北上告状”。

  上海国棉十七厂毕竟是近万人的大厂。“永忠”队的力量固然强,“捍卫会”

  最初的这些大字报,除了空洞的表态拥护“文革”之外,差不多都是对准原“仁德纱厂”的私方人员开火,把他们当作“牛鬼蛇神”加以“横扫”。厂里的一位厂医,向来喜欢投稿,给上海的《新民晚报》的“科学与卫生”副刊写点“豆腐干”文章,一时成为全厂大字报围剿的重点人物,甚至把他的文章与邓拓的《燕山夜话》挂起钩来“批判”。

当时,王洪文、黄金海(上棉三十一厂,“工总司”头头)等人感到形势不利,再拖下去队伍就会溃散,决定孤注一掷,拦截北上的列车。王洪文说:“要拦就要拦在国内外能造成重大影响的列车。只有事态闹大了,才能迫使中央解决问题。”于是他们决定拦截上海开往北京的第14次快车。他们派出一部分人站在安亭通往上海的铁轨上,示意火车停车;另一部分亡命徒则在安亭站卧轨拦车。中午12时,14次列车被拦阻在安亭车站,造成沪宁铁路中断。沪宁铁路全线客货运输中断 30多个小时,上海站36趟列车不能发出,开往上海的近百趟空货列车被迫停在沿线各站,造成建国后铁路运输线上最严重的第三次阻塞。

  荣昌路六十号,原是中共上海市委文革小组的所在地。此刻,成了王洪文和耿金章的“前线指挥部”。

  “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

安亭事起,周恩来备感工交系统空前的压力

  突然,“工总司”的造反队员冲了过来,高喊:“赤卫队是保皇队!”“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好,好,‘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这名字好!”与会者异口同声赞成道。

造反派见潘国平、王洪文改变了态度,有人爬上卡车抢过大喇叭骂起来:“王洪文滚他妈的蛋!”耿金章就带领一千多人继续步行北上,大部分人跟着王洪文返回上海。

  由于周宝林去南京的缘故,戴祖祥率领兵马回到上海,便前往红都剧场。

  “可是,我们没有红布……”有入为难地说,“从哪里去弄那么多布票、钱去买红布?”

铁路是“文革”一开始就受到冲击的部门。首先是学生串连出现高潮。从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5日,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1100多万外地师生和红卫兵。以笔者当年作为红卫兵由沪进京接受毛泽东第三次检阅所见,列车的车门已经被堵得无法开启,全由窗户爬进爬出。除了厕所、过道、座椅下,连行李架上、椅子背上都坐上人,甚至还有人将厕所顶上的天花板撬开钻了进去,列车的超载可见一斑。全国各地“大串连”的红卫兵都是免费乘车、乘船,严重冲击和妨碍了正常的铁路交通,给铁路运输带来了极大压力与困难。学生串连,挤占了货物运输,使大批物品积压。1966年仅上海、广州两港就积压了14万吨货物。

  戴祖祥一怔。

  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了,仍不见曹荻秋。曹荻秋格守着上海市委的“三不”决定。

有周恩来的指示,有《人民日报》当天发表的《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还有陈伯达发表的急电,上海市委内部很统一,也以为形势就此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有些工人在听了市委派来的干部的劝说后,已经陆续乘上卡车,返回上海。

  王洪文当即宣布:“戴祖祥撤职查办!”

  他们逼着张文豹承认“工总司”,而张文豹的头一句话,便使他们恼怒而失望:

安亭事件

  在上海四千多条大小马路之中,康平路本是一条“知名度”不高的马路,远不如南京路、淮海路那样名噪上海滩。康平路旧名麦尼尼路,位于上海市西南角,邻近交通大学。康平路不氏,充其量不过公共汽车两站地。这条马路上几乎没有一问商店,也不通公共汽车,平时很安静,行人稀少。马路两侧,大部是花园洋房,如此而已。

  夜,十点多,下起了冷雨。雨越下越大。许多人想回家了。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只要你们成立了这样的组织,我们会承认你们,支持你们。当然,你们可以发袖章。需要红布,我们会给予支持。

  张祺马上受到了围攻。他的劝告无效,只得离开了友谊电影院。

11月11日晚10点钟,张春桥乘坐空军专机飞抵上海,韩哲一等人在上海机场迎接。市委工作人员想让张春桥与市委负责人见面或通话,张置之不理,却径直让首都红卫兵驻沪联络站派人来,与他一道赶往安亭。很快,首都红卫兵驻沪联络站的红卫兵弄来一辆用吉普车改装的宣传车,张春桥就上了他们的车,而没有上上海市委为他准备的轿车。

  张春桥这番当众讲的话,已经把底牌清清楚楚地亮了出来,只是没有公开点“赤卫队”的名。

  十一月八日上午,从康平路办公厅——“康办”打来电话,告诉曹荻秋,“工总司”代表已经来到那里,要求见他。

红卫兵

  会议开始了,照例,要先念一通“最高指示”。

  到底是在棉纺系统工作的,王洪文知道前面不远处,在金陵东路和四川南路交叉口,是上海纺织品公司第一批发部。不言而喻,批发部里一定会有大量的红布。

张春桥对潘国平等人说:“你们拦阻列车,造成铁路交通中断,引起上上下下不满,使你们自己陷入被动局面。你们这样干,是要杀头的。”见造反派头头在仔细听他的话,他又说:“这次来上海,一定要把问题解决,不解决问题不回北京。”他暗示潘国平、王洪文先把队伍带回上海,然后再解决“工总司”提出的各项要求。王洪文、潘国平等人权衡利弊后同意把队伍拉回上海。

  的“三项要求”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上签字。

  没多久,王秀珍胸前,挂起了“上海纺织工业学校”的校徽。她考入“机织科”,四年制。

张春桥

  造反队员和一群北京红卫兵,突然闯进大队部,抓走了他。连拉带槡,马骥被推上一辆冷藏车,从国棉十七厂开到提篮桥,然后押上一辆小轿车,直送上海市公安局。

  到了下午三时半,来自十七家工厂的三十多个造反派头头,总算陆续到齐了。

可是,就在第二天凌晨,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一个人们事前没有想到的、改变了整个局势发展的事件发生了,那就是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

  “工总司”与“赤卫队”两军对垒。一个受张春桥、姚文元支持;一个受陈丕显、曹荻秋支持。一个高呼“火烧张春桥”,一个大喊“打倒曹荻秋”。一场新的大拼搏,眼看着要在上海展开……

  一场风波刚刚平息,会场安静下来,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一群工人又挤到主席台前。王洪文一看,糟了,来的正是厂里的对头——“捍卫会”的工人。他们大声呼喊:“王洪文也是政治扒手!把王洪文揪出来!”

张春桥成功的政治赌博

  从此,“王司令”手中有了舆论工具。《工人造反报》成了“工总司”的“机关报”,发行量上百万份。它一降生,那《创刊词》就充满杀气腾腾的声音:

  “我们勒令你明天向全厂作检查!”“永忠队”的队员拍着桌子,向市委工作队队长提出最后通牒。

王洪文

  十二月十八日下午,“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第一次在上海公开亮相——

  王秀珍扬眉吐气了——她成了一厂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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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小廖给我吧!”虽然廖祖康并没有参加安亭事件,王洪文却指名道姓,要了廖祖康。

  “王秀珍!”与王洪文同去的姓王的队员,大声地朝一位三十出头的女同志喊了一声。

上海市委感到光靠自己的力量已经回天无力,他们望眼欲穿地等待着中央派人来解决。然而张春桥到来后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和王洪文的迎风作浪,一下把上海市委逼进绝境。

  “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一见到“赤卫队”的“四点意见”,马上唱起了对台戏,发表了“工总司”的“四项要求”,与“赤卫队”针锋相对:

  那最末一句话,原本出自毛泽东一九二七年三月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身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感到了沉重的压力,他对协助他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谈到自己心中的忧虑:“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工作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可以说,周恩来当时总的想法同大多数干部一样,那就是认为“自己的思想落后于毛主席,落后于运动。觉得毛主席总是站在前边,我们总是赶不上”。

  从张春桥家传出谣言

  上海西区,十五层的米黄色大厦,大门口高悬“衡山宾馆”四字大字。这座建于一九三六年的大型宾馆,座落在衡山路上,与中共上海市委所在的康平路只相隔数百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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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看你们要集中目际攻上海市委,不要分散精力。集中攻市委才能发动群众,争取中间派。不攻市委,中间派就跑了。

  凌晨二时,上海市委常委、总工会主席张祺来到友谊电影院,劝说工人们回家休息,不要影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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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春桥之妻,原名李若文、李淑芳、李岩,后来改名文静。据其自述;“我和张春桥于一九四三年秋(引者注:当时在晋察冀边区北岳区党委)确定恋爱关系后调离工作,同年十二月反扫荡中,我被俘自首叛变。这段历史,我曾写信告诉张春桥,对他丝毫没有隐瞒.张与我于一九四六年结了婚。……”

  台下有人呼喊:“把曹荻秋揪出来!勒令曹荻秋到会接受批判!”

“安亭事件”解决得出人意料的顺利。下午4时,张春桥也回到了上海。其实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张春桥是在冒着风险做政治赌博,他赌赢了。

  大抵秀才们跟工人、红卫兵气质不同,不习惯于什么“司令部”之类,于是便取名为“联络站”。这个“联络站”的骨干力量,是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以及《支部生活》编辑部,头头乃徐景贤(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支部书记)、王承龙(原《支部生活》造反队负责人)、郭仁杰(原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支部副书记)。

  派出去的人,依然找不到曹荻秋的踪影。

周恩来得悉上述情况后,立即要陈伯达电告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韩哲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的行动。同时致电在安亭站的上海工人,指出他们这次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

  张春桥“高度”评价“工总司”的这一“胜利”。他颇为得意地说:“我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人听了。‘赤卫队’也垮了,造反派占优势了。”

  二十三岁的叶昌明,在科研部门工作,也当选为核心组成员。

  “工总司”出师横扫“赤卫队”,其“名”乃“赤卫队”抄了张春桥的家!

  “首都红三司”,全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大抵是受毛泽东那篇《炮打司令部》的影响,原本是军事专有名词的“司令部”一词广为“外延”,红卫兵们既然是“兵”,也就把自己的组织称为“司令部”了。首都的红卫兵,本来只有一个“司令部”,骨干是高干子弟。不久,另一个“司令部”冒了出来,与高干子弟们抗衡。于是,便分为“一司”、“二司”。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蒯大富在清华园里因反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平反后成为红卫兵中的“名人”,成为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并冈山兵团”的首领。蒯大富不愿俯就“红一司”,也不愿加入“红二司”,他联合了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头头王大宾,另树一帜,自封“司令”,王大宾则成了“副司令”。为了区别于“红一司”、“红二司”,蒯大富的这支红卫兵队伍,便命名为“红三司”——“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

  这个“联合兵团”的崛起,当然要与王洪文唱对台戏。

  会场里响起宣读“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言”的声音:

  “我们就是要求《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发行!”

  一、修正主义建党路线;

  算起来,红卫兵门已经是第二次来到邮电大楼了。

  那么,“工总司”要怎么“管”呢?“宣言”讲得明明白白——夺权!

  从十二月二十七日起,上海的康平路情况异常。

  突然,响起了急骤的乒乒乓乓敲门声。

  代表:我们用总司令部的名字好不好?

  其实,物以类聚。细细审视王秀珍的人生道路,可以发现,她与王洪文有着许多共同之点……

  四、造反派的文章,要按中央“十六条”的规定,不能在报上乱点名。

  掼出三块响当当牌子

  “赤卫队”闻讯,当天晚上召集了总部委员紧急会议,商量对策,与“工总司”决一雌雄。

  这两阵骚乱,使会场乱得象一锅粥。

  “张春桥签署那‘五条’,他是根据安亭工人的情绪和要求,以及他根据北京处理的一些情况来签订的,当然时间比较仓促,他的调查研究不那么详细的。

  于是,十一月一日至四日,“首都红三司”连同“炮司”(即“炮打司令部”

  耿金章派人四出寻找戴祖祥,却不见他的踪影。一打听,原来他已经走了。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王洪文说罢,哥们便从店员手中抢红府绸。

  王洪文这“司令”贬值了。尽管他斥责别人搞“分裂主义”,也无济于事。

  早在一九二九年,曹荻秋便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年出任中共四川温江县工委书记。一九三一年初,担任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长。一九三一年三月,他来到上海,担任上海学生赴京请愿团总指挥。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七日,他与弟弟曹心哲在沪西被捕,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被党营救出狱。一九三九年任华东支前司令部副司令……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一张王牌》

  解放初,曹荻秋担任重庆市市长、市委书记。一九五五年,调任上海市委书记、副市长。一九六五年四月,柯庆施病逝,曹获秋成为解放以来继陈毅、柯庆施之后的上海市第三任市长。然而,他受命于危难之时,因为出任市长不久,“文革”之火便在上海燃烧,他这个市长如同坐在火上执政!

  车子还没有抵达南京,江苏省委、南京市委已接到张春桥的通知。周宝林一到南京,马上受到了江苏省委领导许家屯的接见”……

  时间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过去。会场里的群众,象冰块似的不断消融,越来越少。

  那传单说: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赤卫队”总部筹委会印发了“四点意见”:

  后台,王洪文马上叫人给上海市委挂电话,说是“群众强烈要求曹荻秋到会接受批判"。

  十二月十日,曹荻秋被迫签字。上海市委不得不印发如下文件:

  “我不代表市委!”

  于是,《赤卫队抄了张春桥同志的家》以至《赤卫队抄了柯庆施同志的家》之类造谣传单满天飞,在康平路上卷起了狂澜。“工总司”一言以蔽之:“赤卫队抄了张春桥、柯庆施同志的家,大方向错了,大错特错了!”

  半个月前的北京之行,使他对“上告”、“串连”有了“经验”。当“工总司”

  王玉玺是上海铁路局代理调度主任。他手下的调度所的八十多人中,有七十多人是“赤卫队”队员。这批“赤卫队”队员跟随他去康平路,然后又北上,造成上海铁路局无人调度,中枢神经瘫痪。从三十口凌晨至三十一日的二十六小时里.二十六列客车停开,五万多旅客无法上车,五万多旅客受阻于中途;货车有三十八列停开,积压货物数万吨。

  于是,与会者一个个自我介绍,无非是:“政治面目——群众,职务—一工人”。

  这场辩论陷入了循环不已的圆圈!

  头发花白、年近六旬的曹荻秋,此刻正坐在衡山宾馆里。虽说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是陈丕显,但是因为他当时查出患鼻咽癌,处于休养之中,于是,曹荻秋站在第一线,他已经成为全市造反派炮轰的目标,便从康平路转移至此办公。

  张春桥面授机宜之后,文静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此一口咬定:“赤卫队”抄了张春桥的家!

  王洪文后来曾吹嘘过自己加的那个犹如点睛之笔的“总”字。不过,据查证,以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工人翁森鹤为“司令”的“浙江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先于“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告成立,因此“总”字是王洪文从翁森鹤那里照抄而来。

  据悉,良工阀门厂、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等三十八家工厂的一百多名工人代表,出席了那里的秘密会议。

  就在这你一言、我一语之中,有人提到了上海国棉十七厂“永忠队”头头王洪文……

  “赤卫队”也被逼入了进退维谷的地步。“工总司”在街上刷出一条又一条矛头直向“赤卫队”的大字标语:

  的满处都是,而叫“总司令部”的却十分罕见。

  “这次接见使我们深深感到,张春桥同志是支持革命造反派的,中央文革小组、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都是坚决支持我们革命造反派的。”

  王洪文陷入了进退维谷之中。再等下去吧,即便是在友谊电影院等到天亮,曹荻秋也未必改变他的“三不”态度;就这么散伙吧,实在不甘心。

  厂里的造反派开了盛大的欢迎会,欢迎从安亭归来的造反队员;厂党委副书记张鹤鸣已经完全靠边。他胸前挂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牌,在厂里扫马路。风一吹,常常把黑牌从他的胸前吹到背后,那绳子勒在他的喉头,痛得他哇哇叫;

  他改名曹荻秋,取义于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诗句:“枫叶荻花秋瑟瑟。”

  虽然张春桥已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但他的家仍在上海康平路一百弄内。

  厂党委成立了大字报组,忙着给大字报编号,逐张抄录、分类、整理。

  “‘赤卫队’抄张春桥同志的家,罪该万死!”

  王洪文派人去“揪”曹荻秋,却把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文豹拉来了。

  聂元梓此行,为的是打倒常溪萍。常溪萍此人,乃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中共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在北京大学进行“四清”(亦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他受上海市委派遣,出任北京大学“四清”工作队党委副书记。

  十一月九日,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厂休日,照理厂里安安静静。这一天一反往常。

  “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成立,我们是支持的。

  “我们应当有自己的袖章!”又有人说道。“首都红三司”的红卫兵,每个人都肩佩红袖章,这不能不使这些穿蓝色工作服的上海工人造反派产生羡慕之感、效仿之情。

  对于这位小伙子来说,平生还是头一回坐“专车”,头一回接受“中央首长”

  大抵因为职业的敏感,在保卫科里工作的王洪文拿过签到本,刷刷地抄下了名单。从此,他手中有了一份至为重要的“联络图”。因为这天到会的,是一批在上海滩翻天覆地的草莽“英雄”。王洪文的造反,从上海国棉十七厂到“三点一线”,如今大开眼界,与各路“好汉”们结识了。

  “现在的主要矛盾变了,不仅是发行《红卫战报》的问题了。我们现在是要占领《解放日报》社,批判《解放日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一旦承认了,也就给他这个“司令”打了保票。他毕竟比潘国平大十多岁,而且在保卫科干过,知道“反革命”意味着什么……

  康平路一役,使“赤卫人”的主力被歼。三十口下午五时四十五分,“赤卫队”

  “巨龙”车沿着杨树浦路西去,直奔位于上海陕西南路的文化广场。当时的上海最大的露天广场是市中心的人民广场;最大的室内广场,要算文化广场了。扇形的会场,阶梯形的座位,既是上海的最大的剧场,也是召开各种全市性会议的地方。

  “你们的筹委会正式成立的时候,我们市委一定派负责同志参加你们的会。所以你们建立这个组织,我们完全表示支持的态度。”

  张棋答道:“这个组织,是十六条上没有的!”

  四、《解放日报》事件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

  “半夜来买布?”

  《解放日报》事件

  台下有人带头鼓掌。很快,掌声响成一片。紧接着,有人领呼口号,高叫“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批判上海市委执行的资反路线”,这下子,会议才算真正开始。王洪文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王洪文陷入了“工总司”内部尖锐的各派纷争之中。

  她上中专之前,在一九五六年,已是副工长,每月工资七十九元三角。

  “就等你这门大炮来轰常溪萍啦!”王洪文道。

  虽然海报上写着“中午十二时正”开会,可是,拖拖拉拉,直到下午两点多,潘国平才跑到话筒前,宣布大会开始。

  “春桥同志要我转告你,马上回上海!”

  十一月六日“永忠队”冲进施惠珍的办公室。大轰大嗡,施惠珍遭到了批斗。

  自然,张春桥与王洪文,各有各的一本帐:张春桥调耿金章,为的是对付“赤卫队”;王洪文呢,乐得把耿金章推为“指挥”,把“二兵团”推上“火线”。对于王洪文来说,既要对付“赤卫队”,也要对付“二兵团”——他借助于“二兵团”之力,去干掉“赤卫队”!

  “战友们,同志们!我要控诉,控诉上海市委,控诉厂党委,他们把我打成‘反革命’,打成‘右派分子’,把我关押,把我毒打……”他一边说着,一边拿出了“血衣”,声嘶力竭地咒骂起来。

  这颗火星,是从张春桥的家里蹦跳出来的……

  上海上空彤云密布,眼看着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

  曹荻秋(签字)

  王洪文的“革命行动”,就是从抢红布开始的……

  这个网,是张春桥撒下来的,是王洪文撒下来的。

  那里的墙壁,几乎没有一块是空着的,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北京消息”、“最新动态”之类大字报和传单。当然,也贴着北京红卫兵对这里的愤怒的斥责:“磨牙站”、“骗子站”、“长舌洞”……

  不安的消息,不断传来:张春桥派人、派车前往红部剧场,把“苏州大队”第一把手周宝林接往兴国路招待所,与他密谈。张春桥居然给周宝林派了一辆专车,要他前往南京,召回“工总司”滞留在南京的一批造反队员。

  曹获秋给中共中央常务书记陶铸挂了长途电话,陶铸的答复也很明确:成立“工总司”是不适当的。

  那是“机关炮”响了,剧烈地震撼着上海。

  一九六六年,她依然是工长。就在这个时候,“文革”爆发了。

  现将曹荻秋同志十二月十日签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四条印发,请按照执行。

  秘书进来了,送来的不是中央文件,却是正在上海街头巷尾张贴的一份海报:

  一场新的马拉松谈判开始了。

  晚上九时多,眼看着会场里只剩下四、五千人了。王洪文决定:到市委去,要求曹荻秋接见!

  四、市委支持“红革会”的革命同学下厂同工人结合,参加工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岑麒麟没有当选。王洪文成为核心组里唯一的中共党员,也就成了核心中的核心——“司令”。此后王洪文的发迹,便渊源于这次当上“造反司令”。

  “我还可以告诉大家,中央文革小组本来是中央常委的秘书班子。我个人可以‘火烧’。但是,炮打中央文革,意味着把矛盾指向哪里,那是很清楚的。

  与上海国棉十七厂“同步”,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日,中共上海市委也向上海国棉三十厂派驻了工作队。

  作为“工总司”的对立面,“赤卫队”显然是一个强劲的对手。

  “光是串连、光是交流经验还不够,我们应当成立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全市性组织!”有人这样提议,马上得到了热烈的响应。

  就在曾荻秋签字的翌日——十二月十一日下午,离南京路不远的上海人民广场上,红旗飞舞,人声鼎沸。六十万人拥立在那里,内中十有七、八挂着“工总司”袖章。

  那年月,一听说是什么“造反司令部”的,便知道不好惹,店员只得支吾一声,打开一扇小门。

  那从成千上万的喉咙里发出的呼喊声,震天动地,摇晃着康平路。一场大规模的武斗爆发了!

  “明天来买行吗?”

  王洪文收到了密告者所记下的曹荻秋的讲话:

  会议如同马拉松赛跑,冗长的发言一个接着一个。出席会议的人数,有人说四万,有人说只几千,但比较可靠的估计是两万人,因为整个文化广场都坐满了。有几个学校的红卫兵来得晚,吵吵闹闹要冲进会场,几次三番引起会场的骚乱。好在王洪文这时已经有了“经验”,遇上会场秩序大乱之际,便叫人领呼“打倒中国赫鲁晓夫”、“打倒曹荻秋”,口号声如同“镇静剂”,稳住人们的情绪,使会议能够开下去。

  有文静作证,谣言变成了“事实”。于是,上海满城风雨,街头巷尾刷满大字标语:

  王洪文也介绍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经验”;建立造反派组织,与工作队对着干。

  急令耿金章回沪

  兵团)的红卫兵们下厂串连,专找造反派,特别是找那些因反工作组,反上海市委而挨整的人。

  “司令”已成了大忙人,常常夜以继日在上海巨鹿路那“司令部”里忙碌着。

  在“永忠队”一次又一次猛烈的冲击下,市委工作队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已经近乎靠边了。

  那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晚,刚刚吃过为庆贺毛泽东生日的寿面,耿金章回到招待所,便接到张春桥秘书打来的电话:“春桥同志要你立即回上海!”

  店员怎敌得过这班“好汉”?只得眼睁睁看着他们扬长而去。

  王洪丈拿着《陶铸同志四点指示》的传单,冷冷一笑,掷在地上、作为“火线指挥部”的“总指挥”,他在跟来自北京的那员女将密谈。聂元梓成了他的“高参”:

  (一)上海市委必须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二)曹荻秋必须参加九日的大会,接受批判;(三)提供宣传工具。

  在各派纷争中翦除异己

  真巧,三“王”在那里碰面。

  王洪文披着海虎绒领的军大衣,双手叉腰,一派“司令”风度,胸前只差挂副望远镜、腰间少一支手枪了。他迈着胜利者那种阔步,眼珠子朝上翻,不可一世登上主席台。

  蒯大富仗着有康生、江青、张春桥做后台,不光称霸于北京,而且把自己的触角伸向全国。于是,“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的牌子,也就在上海愚园路上挂了出来。别以为红卫兵小小年纪,这么个“联络站”微不足道。这个“联络站”与“中央文革”之间,有着热线联系。北京红卫兵在上海大闹市委,就是这个“联络站”干的。

  张维维的声明,戳穿了“工总司”的谎言,使王洪文颇为尴尬。他不敢反击张维维——她毕竟是张春桥的女儿。可是,这张传单说出了真话,无疑使已经败北的“赤卫队”占了理!

  “革命需要,马上就要做袖章!”

  就在与康平路毗邻的衡山宾馆里,根据张春桥关于“不能让‘赤卫队’抢夺胜利果实”的密令,以王洪文的“工总司”和徐景贤的“联络站”为首,与上海二十多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上海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强大阻力,完全来自于以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曹荻秋等一小撮人,纠合了各种旧的社会习惯势力,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群众,压制群众,压制不同意见,压迫革命派,充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辩护士和卫士,贯彻执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

  她,聂元梓,在北京已经红得发紫。受江青耳提面命,聂元梓和她的同伙、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年教师孙蓬一一起坐了软卧,于十一月二十日抵达上海。

  结识王秀珍

  坐在主席台上的王洪文,看到曹荻秋挨批,正洋洋得意,忽然有人附在他的耳边低语,他顿时大惊失色……

  某“首长”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因此他在上海的种种活动,有着特殊的背景。

  地点:北京政协礼堂

  “又是一个丫头!”她的父亲王崇勤期望着生个胖小子,将来为家中添个壮劳力。可是,王崇勤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妻子刘玉兰一连生了六胎,竟然清一色全是丫头!

  就在马骥破捕的时候,上海国棉十七厂“赤卫队”骨干二十四人也被押进了市公安局。

  已经站起来的人们,又坐了下来。

  耿金章宣告成立“北上返沪第二兵团”。

  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 谢鹏飞(锻工)

  经历了漫长的九天九夜,《解放日报》事件总算平息了。虽说是为了防止事态的恶化,中共上海市委才不得不让步,曹荻秋才不得不让步,而王洪文得寸进尺,倍加疯狂了。

  前来参加大会的人,各种各样。有看热闹的,有来听听的,有随大流的,这些人纷纷散去,一下子使会场里的人数去掉一半。

  “你们工人造反派对学生运动重视不够!”聂元梓指点道,“你们应当联合上海的红卫兵,结成‘统一战线’,共同作战。这样,你们才会更有力量!”

  最初,她的学习成绩不尽如人意。她的文化底子毕竟太差。但是,从成绩报告单上可以看得出,她的成绩每学期在逐步提高。到了毕业那学期,总共六门功课,她四门5分,两门4分(注:当时采用苏联的五分制),该算是不错的了。她当年的老师也反映,她在学习上确实是刻苦、用功的。

  队的队委们的眼里,射出了兴奋的光芒。

  “老王刚从北京串连回来。”姓王的队员说道。

  头一回是二十七日那天来的。报刊发行处的负责人面对一群充满“造反精神”的年轻人,只好打起了“太极拳”——要向上海市委和《解放日报》请示之后,才能定下来。

  上海良工阀门厂 陈阿大(钳工)

  在“赤卫队”蜂拥康平路的时刻,张春桥那“热线”通话频频,遥控着上海局势。文静一接到张春桥的电话,或即告张春桥秘书何秀文,或转告徐景贤、王洪文,马上便成为上海造反派的行动指令。康平路上的一举一动,也由文静借助“热线”

  不过,“文革”主任是在工作队的领导下工作的。王秀珍是桀骛不驯的造反派。

  你“四条”,我“四条”,“工总司”和“赤卫队”真的唱起对台戏来。

  “好吧,我明天作检查。”迫于无奈,施惠珍只得答应下来。

  张春桥:现在大家都用“红”字,情况很复杂。有人利用文化大革命搞复辟活动,也有些人抓着生产来进攻。革命搞不好,生产怎么能搞好呢?生产搞得再好,国家还是要变颜色。现在我跟你们这个司令部有共同的利益了。我没想到他们会有这么多人打电报要我回去作检查。近来我收到控诉我的、骂我的信特别多。当然我不怕。现在有人要炮打“中央文革”,要解散“中央文革”。……

  “我们要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人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

  谈判僵持着。

  他踏上那叮当叮当作响的八路有轨电车,穿过杨树浦工厂区,再从外滩向市中心前进,过了静安寺,终于来到愚园路的一幢小洋房。

  姚文元:来告?!我们也不怕!

  筹备组

  这个“火线指挥部”声称:

  刘冠,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按照首荻秋的意见,出面接待了来访者。

  的人数)。他们有四十多人到北京,住在左家庄。

  兹有王秀珍同志确系我校高小班毕业,学习成绩总平均八十五分,出席良好,能够模范遵守学校各种制度,请予报考是盼。

  “到《解放日报》去!”头头一声令下,红卫兵们一哄而走。”

  “我来介绍一下,她是我的老同学,叫王秀珍,国棉三十厂的老造反;他是我们厂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经姓王的队员这么一介绍,王洪文第一次与王秀珍握手,认识了。

  随时报告张春桥,使张春桥了若指掌。

  这一次偶然邂逅,竟使王秀珍从此成为王洪文忠实的造反盟友。

  聂元梓成了上海的“保姆”

  她从杨树浦赶往延安西路二○○号,为的是向上海市委接待站控告本厂工作队的种种“罪状”。不料,她遇上了当年上海纺织工业学校的老同学——也就是王洪文手下的那个姓王的队员,从而结识了王洪文。

  在“工总司”内部,“副司令”潘国平不时跟“司令”王洪文闹磨擦。好在小潘不过毛头小伙子,怎么闹,也跳不出王洪文的手心。

  三、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有人指望从这里捞取稻草,死死抓住赤卫队没有抄张春桥同志的家来表明赤卫队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是绝对办不到的,赤卫队不抄张春桥同志的家,他们的大方向也是错误的。”

  第一个站起来发言的,看上去象个学生,二十岁而已。他,风流倜傥,一双眼睛透着灵气。虽说“嘴上没毛”,稚气未脱,可是口齿伶俐,思维敏捷。他便是上海玻璃机械厂的青工潘国平。他列举厂党委对他进行迫害的种种“罪行”,声泪俱下,给人留下颇深的印象。

  大戏的第三幕——康平路事件。

  后台,王洪文附在执行主席张宝林耳边吩咐如此如此。

  难怪,王洪文看中了廖祖康。何况,廖祖康头脑灵活,办事能力也强。于是,就从跑跑腿开始,成为王洪文的影子。不论王洪文日后如何升迁,他始终把廖祖康带在身边。

  “最后通牒”的时间——十一月八日下午二时到了,上海市委仍没有答应“工总司”的“三项要求”。王洪文骂骂咧咧了:“曹老头儿,明天我给你颜色看看!”

  据《工人造反报》载:

  这时,已是十一月七日凌晨一时多了。王洪文毫无倦意。他的双眼射出兴奋的目光,对哥们说:“这是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第一次革命行动,旗开得胜!”

  不可一世的女人——聂元梓,出现在主席台时,体育馆里响起狂热的掌声。在人们的眼里,她仿佛是“中央首长”一般。

  “请刘冠同志接待他们。”曹荻秋答道。

  《解放日报》社负责人理所当然地拒绝了“红革会”的三项要求。

  顿时,与会者的目光,都朝王洪文射来。

  那天,上海文化广场人山人海,红卫兵云集那里。本来是举行“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上三司”)的成立大会,聂元梓以为成立大会应当是“誓师会”、“出师会”,临时改成了“批斗常溪萍、炮轰上海市委大会”。

  “行,随便谈谈吧,也算是串连!”王洪文一口答应下来。

  “以曹荻秋为代表的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上海市委,正在策划新的阴谋,组织新的反扑。继安亭事件之后,上海市委又一手制造了《解放日报》流血惨案,……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紧密地联合起来,高度警惕上海市委的分裂阴谋,我们要团结一致,集中目标,万炮齐轰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

  “府绸也行——只要是红的就行。”王洪文说罢,就叫哥儿们拿走红色府绸。

  代表:他们二十五日下午就筹备起来。还提出了这样的三个观点——

  向曹荻秋下达“最后通牒”

  “赤卫队”的崛起

  “我建议,成立上海市工人造反联络站。”会议的话题,转向了第二项。

  印刷机正在飞快地印着十一月三十日的《解放日报》,印刷厂里灯光通明。编辑部里却一片漆黑,连夜班编辑也休息了。

  抢红布的“胜利”,使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此后人们简称之为“工总司”)大受鼓舞。

  “你们为什么不把《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发行?”

  会场里响起了《国际歌》歌声。在那年月,群众大会总是以《东方红》开始,以《国际歌》结束,几乎成了固定的会议程序。

  稳定“后院”

  她又接连生了两个孩子,如同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她要照料吃奶的孩子,哪有那么多的精力搞生产?

  作为“工总司”的“北上返沪二兵团”头头,在周宝林被王洪文架空之后,耿金章拥有强大的实力。“二兵团”的人马,几乎占了“工总司”的一半。当时的王洪文,面临严重的挑战:在外面,“赤卫队”与“工总司”相匹敌;在内部,耿金章与他脚碰脚。

  王洪文的话,一锤定音。全场响起一片掌声,一致赞成王洪文的意见。

  “为了澄清事实,我们特此联合声明,张春桥同志家确实被工人赤卫队闯进过,并且工人赤卫队曾经在张春桥同志家静坐示威。工人赤卫队的大方向肯定错了,而且一错到底。”

  “以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施惠珍为首的市委工作队在国棉十七厂的所作所为,正是这一反动路线的典型缩影!……”

  “我要告诉大家,我同上海市委的分歧早就有了。我到上海去,是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去的,并不代表上海市委。

  北京的红卫兵们,也都说好。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日

  她被分配到上海第三十棉纺织厂,人称“国棉三十厂”。比起上海国棉十七厂,这家厂要小一些,但也是一爿老纱厂。解放前,那里挂着“仁德纱厂”的招牌。厂里许多技术骨干,是老人马。王秀珍作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进入了这家老纱厂。

  红卫兵们急了。说是为了看报社里的大字报,红卫兵们闯进了《解放日报》编辑部。

  这张海报的口气倒不小。一个尚未成立、还在筹备之中的群众组织,居然可以对上海市委下“通令”,而且“违令者就造你们的反”?

  ……

  王秀珍趁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际,举起了反工作队之旗。

  王洪文的目光转向“二兵团”。周宝林以为,王洪文大约要揪“二兵团”哪个头头的小辫子了。

  父亲种西瓜、种香瓜,填不饱那么多的小嘴。王秀珍从小就跟大姐去挖野菜,拾柴禾。大姐十四岁那年,大水把西瓜、甜瓜全泡了汤,家中揭不开锅,父亲只得把王秀珍的大姐卖了,换来一点钱。后来,她的大姐在那一家饿死。于是,王秀珍成了长女。她的三个妹妹分别叫秀梅、秀荣、秀芳。

  于是,他们各自宣告“独立”:

  十一月六日子夜时分。位于西藏南路二十五的协大祥绸布商店,门户紧闭,店堂里一片漆黑。

  “好吧,那就把周宝林调到‘总部’来工作!”王洪文最后作出了这样的决定。

  王洪文坐在台上,吃了一惊,随即采取紧急措施:撤下潘国平,临时叫上海建工局基础公司的工人张宝林充当大会执行主席。

  “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全体造反队员,向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发出最严重的警告:我们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彪副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小组。谁要反对毛主席和林彪副主席,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攻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就是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挑动群众斗群众制造流血事件就是反革命,我们要坚决镇压,坚决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有言在先,勿谓言之不预也。……”

  令人奇怪的是,在如此“热闹”的场面,却不见王洪文。

  二、市委认为参加“解放日报事件”的造反派工人的行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动。各单位对造反派人员占用的生产时间以公假论。

  也就在王洪文结识王秀珍的时候,一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工人前往上海国棉十七厂向王洪文“取经”。此人名唤黄金海,乃是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的车工、造反派头头,与王洪文同龄。

  哦,这是一个与“工总司”命运攸关的会议:“工总司”成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全市性组织,反对派们也急于联合起来,以求共同对付“工总司”。

  如此合情合理的建议,大家当然赞同。

  一场软顶硬磨开始了。

  “你们明天从市委打了证明,再来取布。”店员坚持道。

  “什么事?”

  “这点红府绸,只有几十尺,恐怕不够用。”有人说道。

  江青所说的“大炮”,便是聂元梓。

  “买布!”

  “三十日凌晨二时左右,工人造反队员开始向康平路的赤卫队员冲击,到六点多钟,康平路书记院内的赤卫队员全部投降。七点钟,近二万名赤卫队员排成单列,分成六路.到四月马路上集中,袖章缴下来六大堆。这天共有九十一人受伤送至医院治疗。工人造反队员还缴获几百箱饼干。”

  我们希望全市各工矿企业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支持我们,支援我们,积极参加大会,并热烈欢迎一切革命群众参加大会。

  一、《解放日报》是华东局、上海市委的党报。“红革会”因为《红卫战报》不能夹在《解放日报》内发行而封闭《解放日报》社的做法是错误的;二、支持上海人民要看《解放日报》的要求;三、撤出后,《红卫战报》的递送,由华东局、上海市委、“红革会”、“工总司”、“赤卫队总部”会同一起协商解决;四、“红革会”如无视我们的声明,我们将采取必要的行动。

  这是上海国棉三十厂第一张造反大字报。作者质问厂党委:为什么捂阶级斗争的盖子?为什么把厂里的“文革”运动搞得冷冷清清?

  终于,第三天,红卫兵们又冲进了邮电大楼。

  这是一次乱哄哄的会议。各路造反兵马陆陆续续到来,头儿们彼此都不熟。他们的对立面——“保”字派的工人也大批涌入。各色袖章、分属于不同“司令部”的红卫兵们,也活跃于会场。

  周宝林据理逐步加以反驳。耿金章也火了,拍着桌子跟王洪文吵。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下午,王洪文和一位姓王的“永忠队”队员来到那里,为的是向市委接待站告施惠珍的状,告工作队的状。

  中午,耿金章的双脚,刚刚踏上上海机场停机坪,王洪文派来的车已在那里等他。

  最重要的是,忙着与上海市委谈判……

  有时,他总算回到定海路小屋。“永忠”队的那些“战友们”,便在他的小屋相聚。

  一年实习期满,王秀珍离开了那离外滩不远的上海纺织工业局大楼,前往工厂林立的杨树浦报到。

  “‘工总司’的人员很复杂,组织严重不纯,其中有些人是社会渣滓!……”

  一九五六年八月,王秀珍拿着一封这样的介绍信,前往上海;上海纺织局负责同志:

  “二十九日夜.突然到处谣传:‘赤卫队’冲砸敬爱的春桥同志的家。我们特地来到康平路一百号,在张春桥家门口问了文静:‘赤卫队有没有抄你的家?’她亲口回答:‘他们要找陈丕显,敲了我家的门。我对他们说,这是张春桥同志的家,他们就走了。”’

  她还以为,到了上海国棉三十厂,起码会当个车间主任。谁知在管了一阵子技术档案之后,只是任命她为织布车间的工长!

  “取缔赤卫队!”

  在浓重的夜色中,“造反司令”带着黄金海、陈阿大等呼啸而去……

  秀才造反,到底与众不同。他们发表“造反声明”,提出了文诌诌的新口号:

  上海国棉三十一厂是万人大厂,规模比上海国棉十七厂还大,坐落在杨树浦长阳路上,与上海国棉十七厂相距几站路而已。王洪文与黄金海挂上了串连之钩。

  又一绝密情报,在低声耳语之中,使王洪文惊心丧胆:

  “跟我来!”王洪文说道。

  王洪文讲毕,“总部”有人接过他的话说道:“戴祖祥,就是混进革命队伍里的败类!”

  无奈,王洪文只好给上海市委拨电话。深更半夜,曹获秋怎么会在办公室?

  这天上午,在上海市西北那条并不引人注目的武宁路上,在那座并不引人注目的沪西工人俱乐部里,举行了一次重要的秘密会议。

  她与工作队之间,不时发生尖锐的矛盾。

  异常的动向,来自“赤卫队”总部。那天召开的“赤卫队”总部紧急会议之后,“赤卫队”给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特急电报,要求中央马上派专人来沪,解决上海问题。

  毕业之后,她被分配在上海纺织工业局设计室实习。不久,她与那里一个干部结婚,在上海成家了。

  沪委(66)第12号

  “你找曹老头儿要去!”王洪文哈哈大笑。

  王洪文最担心后院起火。他的后院,果然起火了!

  店员明白,王洪文所说的“曹老头儿”,就是曹获秋。他马上说:“我这儿有电话,你给市委打电话!”他一边说着,一边夺下了红府绸。

  笑容一转眼就从王洪文脸上消失了。

  那时候的学习,讲究“立竿见影”。包炮点出了“中央文革”的“指示”的含义:北京红卫兵只有与上海工人造反派相结合,才能打倒上海市委。

  幸亏,幕后指挥亲自出面了。张春桥把他的“家庭矛盾”向王洪文交了底,而且驳斥了女儿的话:“什么叫抄家?非得砸烂了才算抄家?你们要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问题。柯老家有什么理由进去?我的家又有什么理由进去?进去了,就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问题!”

  “要布票?要钱?你还配当造反派?”王洪文一扬手臂,大声喊道,“我们造反去!”

  从十二月三日起,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不得不派出代表韩哲一、王一平、宋季文,前往《解放日报》大楼,与王洪文举行谈判。

  上午十点多,三辆“巨龙”型公共汽车停在厂门口。“永忠队”的八百来名队员,拥挤在三辆“巨龙”之中。有些队员已佩上崭新的红袖章,上面印着一行小黄字:

  张春桥、姚文元的“接见”,给王洪文打了气。《工人造反报》发出欢呼:

  厂党委的委员们抽着烟,悠然自得地在大字报前踱来荡去。

  张春桥给王洪文挂了长途电话,把话讲得明明白白:“你要当心‘赤卫队’把‘打倒曹老头’的革命口号接过去,乘机捞取革命造反派英勇奋战得来的胜利果实,取‘工总司’而代之!”

  这一突然袭击,出乎潘国平的意料。他那张能言善辩的嘴,顿时象哑巴似的,竟答不上来。

  张春桥:这个我知道。总理单独接见他们是不可能的,那是前两天的接见大会,不是单独接见。游行我不知道。他们连打了三次电报叫我回去检查,否则一切后果由我负责。

  在上海,协大祥绸布商店是著名的老字号商店之一。在南京东路,在西藏南路,在金陵中路,那些最为繁华的地段,都可以看见“协大祥绸布商店”醒目的招牌。

  “上海市委承认‘工总司’,是被迫的,是因为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签了字,我们不得不也签字。那是暂时的。

  紧接着上台的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永忠队”的代表。他拿着经过王洪文“审定”的发言稿,慷慨激昂:

  如此急急匆匆为哪般?

  潘国平的话音还在大厅里回荡,一群红卫兵便跳上了主席台,夺走了话筒。顿时,大厅里响起红卫兵的声音:“潘国平是政治扒手!他冒充北京红卫兵,在外边招摇撞骗……”

  据廖祖康告诉笔者,王洪文选中了他,当然因为在“文革”中死保王洪文;他如此死保王洪文,最初是出于感激之情

  “你方唱罢我登台”。当“永忠队”代表结束了长长的“控诉”之后,叶昌明上台了。他的发言角度与众不同。他在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一个小组工作,这个小组是上海市委树立的先进典型。他揭发说,这个小组是“假典型”、“黑标兵”,对上海市委进行了一番“批判”……

  向“赤卫队”发起总攻

  新来乍到,王秀珍被暂时安排在厂里的档案管理处管理技术档案,让她对新的工作岗位有个熟悉的过程。

  在那里,马骥无端被关押了一个多月。

  王洪文的这一建议,又获得一致通过。

  《安亭事件真相!》

  “你们说吧。”刘冠掏出工作笔记,记下了他们的“三项严正要求”:

  代表:他们是来找总理告你的!

  出席会议的三十多人之中,除了王洪文是中共党员之外,只有另一个人自报“中共党员”。那便是岑麒麟。不过,他所在的八二二厂,是直属公安部的保密厂,连单位的电话号码、地址都保密,使他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尽管他是技术员,又是“老造反”,各方面的条件并不比王洪文差。

  对于王洪文来说.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是个不平常的日子——他终于见到了他所崇拜的一个女人。

  她只在十一岁至十三岁时,上过两年小学。这时,她在业余补习文化。她终于达到了高小班毕业的水平。

  的力量也不弱。

  当时在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还兼着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上海市委把有关决定打电话转告了张春桥,他也表示同意。

  左一个声明,右一个声明,总算把张维维的嘴巴堵住了,总算把《造谣派破产》掩盖了……

  没有红布,只找到几段红色府绸。

  姚文元: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

  ……

  果真,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二日,“工总司”和“红革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上三司”、“炮司”等上海红卫兵组织在静安区体育馆,联合召开大会。

  “本来,曹荻秋答应参加我们今天的成立大会,但是到现在还没有来。

  中共上海市委员会

  “1051”号大字报,还分三个专题,批判厂党委:

  “哦,王‘司令’,认识你很高兴。”聂元梓一见面,便放炮了,“你们‘工总司’怎么只知道轰曹老头儿,不轰常溪萍?”

  那里原本是资本家的房子。在扫“四旧”的时候,红卫兵的一纸“勒令”,便把房主赶走了。眼下,那里已成为“首都红三司”的驻沪联络站所在地。

  张春桥:上海国棉十七厂情况如何?他们打了几个电报叫我回去检查。

  大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我们要夺权。就是要把人民的权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回来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我们要把那些企图篡党、篡政、篡军的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分子一个不漏地揪出来,斗臭,斗垮,斗倒!再踏上一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

  上海上空乌云翻滚,一场大战已迫在眉睫了。

  “请同志们不要走,我们坐在这里等曹荻秋,要他承认‘工总司’!……”

  黑魆魆的四川路桥,横跨在冰凉的苏州河上。杳无人影,唯有北风吹着路边的大字标语发出哗哗响。红卫兵们向南急急走去,过了苏州河,过了南京路,冲向位于汉口路的《解放日报》社。

  又有人高呼;“勒令曹荻秋到会接受批判!”

  这一回,王洪文领读的一段“最高指示”,是头头们往常几乎没有念过的。王洪文精心地从毛泽东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中,选出了这么一段“最高指示”:

  我们通令上海市委以及各工矿企业的领导,不得用任何借口阻止、刁难革命造反派来参加这次大会,不准戴帽子、扣工资,不准挑动群众斗群众。违令者就造你们的反!

  报刊发行处的负责人似乎精通“太极拳”。尽管红卫兵们怒发冲冠,可是他们始终笑脸相迎,与之进行“循环辩论”,简直哭笑不得。

  王洪文的三块牌子,使他赢得了与会者的拥戴,被选入核心组。

  “保姆”的这番话,使上海的造反派茅塞顿开。

  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 王洪文(保卫科干事)

  “司令”突然下令召开“总部”会议。

  的核心组成员们讨论下一步棋该怎么走的时候,王洪文亮出了他的主意:“上北京去告曹老头儿!”

  就这样,廖祖康从最初的跑跑腿,变成王洪文的秘书,变成王洪文的贴身秘书,竟在王洪文身边工作了十年……

  她想不通;念了四年书,工资反而少了,职务不过是从副工长调为工长,如此而已。

  通知

  “我们要见曹荻秋?”来访者用咄咄逼人的口气说道。

  耿金章一到北京,就找聂元梓,住进了北京大学招待所。

  北京红卫兵领着大家念了一通“最高指示”,说了一通“向工人阶级学习”之后,会议便正式开始了。

  “陈丕显这个人物是值得研究的。他是幕后指挥。我们认为他还是有实力的。

  一呼百应,王洪文的意见,马上得到了热烈的响应。

  王洪文翻阅着“赤卫队”成叠的铅印传单,咬牙切齿道:“我们‘工总司’也要大造舆论!”

  在这些“代表”走后,刘冠迅速把那“三项严正要求”转告住在衡山宾馆的曹荻秋。

  王洪文从写第一张大字报起,就模仿着她;到北京串连,也特地赶到北京大学,期望着见一见她。无奈,作为上海一家工厂的小小的造反队队长,在一个月以前,还不在她的眼中。

  “我可以把你们的要求,转告荻秋同志。”刘冠回答道。

  “上海市委烂掉了,还请示?!”

  薄暮降临,文化广场里的电灯亮起来了,这个嘈杂的成立大会总算接近尾声。

  代表:上海国棉十七厂里成立了赤卫队,游行时大叫要“造张春桥的反”,“抗议张春桥在上海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海国棉十七厂派了十七个赤卫队代表到了北京,还讲总理已经接见了他们。

  王洪文在一旁静静地听着,不时往笔记本上记两句。

  王洪文所率“工总司”,只能在外面攻打上海市委,久攻难克。“联络站”揭起造反大旗,来了个里应外合,内外夹攻,中心开花,后院起火,顿时使上海市委的根基摇晃,分崩离析。

  曹荻秋严词拒绝。他对秘书说:“今天的大会社会上的渣滓都出来了。我就不参加,我参加就是犯错误了!”

  “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王洪文到哪里去了!”“司令部”的工作人员摇头道。

  王洪文所说的“三点”,即上海国棉十七厂、三十厂、三十一厂,“一线”也就是八路有轨电车——这“一线”把“三点”串在一起。

  唐文兰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七个签名者之一,是厂组织科的档案管理员,王洪文的“亲密战友”。王洪文的意见,得到“永忠”队队委们的一致赞同。

  王洪文确实棋高一着。当时,在全国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之中,叫“司令部”

  二十八日晚,已有一万多名“赤卫队”队员拥立在康平路那一棵棵光秃的梧桐树下。这条小马路陡然涌入这么多的人,连自行车都难以从路上通过。然而,入夜,仍有众多的“赤卫队”员潮水一般涌向康平路——“赤卫队”此举,目的是向上海市委施加压力,以求曹荻秋废除二十五日给“工总司”的签字,重新认可二十三日答应“赤卫队”的“八项要求”。

  面对王洪文的挑战,中共上海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开会研究了那“三项严正要求”,同意曹荻秋提出的对策——“三不”,即“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市委还通知全市各工厂,要求工人们坚守工作岗位,不要去参加“工总司”的成立大会。

  两军对垒 争夺上海

  在辽宁省沈阳与鞍山之间,太子河中游,有一座古城,名叫辽阳。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七日,王秀珍出生在辽阳安平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

  就在这天下午,张春桥在北京又一次接见上海“工总司”的代表,对他们进行了一番“指点”:

  苗头不对,王洪文赶紧扯下胸前那主席团红布条,躲到后台去,成了名副其实的幕后指挥。

  “一兵团”的头头们来了,“二兵团”的头头们来了,“三兵团”的头头们也来了。王洪文微笑着,跟他们紧紧握手。

  “布票呢?钞票呢?”店员急忙拉住王洪文。

  这下子,“一兵团”顿时瘪了。

  一九六○年八月,二十四岁的王秀珍毕业了。从此,她的文化程度一栏,写上了“中专毕业”四个字。

  见到“红革会”的红卫兵们在那里闹事,“工总司”马上表示支持。事态扩大了。

  由于那里地处市中心,在“文革”初期,成了中共上海市委接待站的所在地。

  “要抓住《解放日报》。《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的‘窗口’。《解放日报》倒了,上海市委才会倒。《解放日报》事件,主要是权的问题。上海市委的权要夺,但难夺,囚为宣传机器不在你们手里。要夺《解放日报》的权!”

  “司令”王洪文正在为筹备成立大会忙得不亦乐乎,便派遣核心组成员黄金海和谢鹏飞等带着四十多人,奔赴江湾,闯进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档案室,抢走了有关档案。王洪文得意洋洋,称之为“工总司”的第二次“革命行动”……

  队伍长驱直抵上海市委接待站.高喊“张春桥滚出来”,“火烧张春桥”,“双五条是大毒草”……

  那时候,她的父亲因高血压病倒了,她挑起了全家的生活重担。她最初只知道埋头干活,以供养家庭。

  “什么事?”

  王洪文一席话,在上海国棉三十厂点起了一把火。

  “我已经顾不上厂里的事情了。”这位“水忠”队的队长,对“战友们”说道,“‘永忠’队,由唐文兰负责。”

  王洪文的胸前,挂起了写着“主席团”的红布条。他穿起那件肩上有一根小带子的军官服。他的心忐忑不安,因为他从来没有主持过这么样的万人大会。他推举“副司令”潘国平作为大会的执行主席,因为这种场合没有小潘那样的口才是不行的。再说,即便是在厂里,各种大辩论的场合,他也总是在幕后操纵,不大出头露面。

  游着,游着,廖祖康看见前面停泊着一艘轮船,便游向前去,爬上了舷梯。

  在一九六四年开展“四清”运动时,王秀珍“积极”过一阵子。不过,她白费气力,就连原以为可以到手的车间副主任之职,也被别人当了。

  “我们要请示上海市委。”

  忽然有人传出消息:“曹荻秋在友谊电影院接见大家!”

  代表:你走后,上海成立“赤卫队”。

  潘国平带了个头,“串连会”便变成了“诉苦会”,各厂都纷纷诉说工作队、厂党委怎样把造反派打成现行反革命。拍桌子的,骂娘的,此起彼伏。特别是陈阿大,骂不绝口,倒出了一肚子的怨气……

  “《解放日报》是毒草丛生、群魔乱舞的黑报!大毒草《南包公海瑞》、《魏征与李世民》就是《解放日报》登的!《解放日报》还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

  关于成立大会召开的时间,谁都认为事不宜迟,但又得有几天着手准备。王洪文选定了十一月九日,这一天正值上海棉纺系统厂休日,他可以从厂里多拉一些人出来,以壮声势。

  “对啦,两种报纸一起发行,自行车的轮胎也吃不消!”

  “我们总司令部需要有个办公的地方!”潘国平说道。

  康平路事件和昆山事件,又一次震动了上海,震动了全国。

  都是“老造反”,都是中共党员,都是纺织厂干部,都是东北人,这一连串的共同点,使王洪文和王秀珍一见如故。

  “我赞成你们现在搞筹委会,因为搞筹委会比较主动。如果中央一旦决定下来,说不建立这样的全市性工人组织,那我们还是一个筹委会嘛,随时可以取消,没有什么大关系。

  “老王!”那粗眉大眼的女同志一回头,答应了一声,王洪文以为是喊他。

  主席台上方,高悬红色横幅,写着“迎头痛击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

  这时,台下的“永忠队”队员们高呼:“打倒曹荻秋!”“打倒施惠珍!”

  一、《红卫战报》第九期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发到每个订户;二、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交出文化大革命中的黑材料;三、责成《解放日报》社党委公开检查和交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

  念完中专,她本以为一定会加薪提级。不料,在一九六一年,她按技术员定级,每月工资为七十九元二角——比上中专之前反而少了一角钱!

  “我们不忍看到华东地区的党报如此堕落下去,我们有责任为恢复《解放日报》的革命青春而造反,有责任为使《解放日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斗争。

  王洪文一惊。因为他没有参加过昨天的会议,显然,他晚了一步,而在他看来,这一议题是至关重要的。

  据密告,“赤卫队”的总头头,名叫王玉玺,是上海市铁路局调度所代理主任。

  “太好了,太好了。王洪文同志,请你到我们厂谈一谈北京的情况,给我们厂的造反派鼓鼓劲,好不好?”王秀珍一听,马上向王洪文发出了邀请。

  或许是那次昆山之行,王洪文显得太无能了,张春桥再也看不中他?!

  忙着成立秘书材料组,组织保卫组,总务组,宣传组;忙着审看“宣言”、“海报”;

  大批印好的三十日的《解放日报》,照样从印刷厂运往邮电局。

  这一回,王洪文有“经验”了:把门叫开之后,吩咐两个哥们看守大门,两个哥们看守电话。他自己带人进入商场。果真,抢到一大批红布。

  “‘赤卫队’的一小撮坏头头仍然一意孤行。这天(十二月二十九日),‘赤卫队’又冲了张春桥同志的家,恐吓张春桥同志的爱人说:‘如果中央负责同志不来,到六点钟问题还不解决,那上海就要停水、停电、停车了!’真是不打自招,一语道破了以陈、曹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计划!”

  轮到王洪文了,他一下子掼出了三块当当作响的牌子:“中共党员”、“复员军人”、“保卫科干部”。

  聂元梓在说了这番“乱论”之后,指着被迫到会的曹荻秋,骂骂咧咧起来:

  这时候,在人生道路上顺风顺水的王秀珍,遇上了种种不快:

  一、市委公开承认“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市委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事件,造成群众之间的对立和分化。市委支持革命造反派批判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为任何人保市委都是错误的,围攻造反队更是错误。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下面是三个大字“造反队”。

  “解散赤卫队!”

  她,年纪轻轻,被选为辽阳市人民代表。不久,又被选为辽宁省人民代表。她走过了一段进步、向上的路。她确实是曾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的先进分子。

  三、曹荻秋要亲自向伤员及其家属公开道歉,伤员的一切医疗费用均由市委负责。

  果真,十月二十九日下午,王洪文来到了上海国棉三十厂。王秀珍把他迎入厂工会办公室。在那里,已有十六、七个“造反派战士”聚集恭候了。

  那个在一夜之间跃为头头的耿金章,是个桀骜不驯的人物。此人把那一千多造反队员带回上海,并不解散,却在红都剧场聚集,酝酿着成立新的工人造反组织,脱离“工总司”!一旦另立门户,那就要从王洪文手下“独立”!

  “串连会”的签到本上,出席者的名字不断增加:

  谁知那是一艘外国轮船。廖祖康当即被船上的中国边防人员扣留。

  第一个上台的,便是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的代表。

  “就在这一天(十二月二十八日),‘赤卫队’竟冲入张春桥同志的家中,大声叫嚷;‘我们就是要造张春桥的反!’说什么:在‘安亭事件’上,我们早和张春桥有分歧,他也不一定没有问题。可见他们‘威逼’曹荻秋是假的,造张春桥同志的反才是真的。这些家伙中间少数是别有用心,大多数是受了陈、曹之流的毒害和蒙蔽,来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走上了炮打中央文革的危险道路。”

  王洪文造了曹荻秋的谣言,说曹荻秋答应过前来参加大会而食言不来,陡然煽起了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曹荻秋的不满。

  “我们要看《解放日报》!”

  半个多小时以后,游行队伍聚集在延安西路上海市委机关大楼前。

  突然,大批的“赤卫队”员涌向康平路,据说是要找曹荻秋“算帐”,要求重新承认他们的“八项要求”。

  王洪文一而再、再而三要求首荻秋接见,为的是要上海市委承认“工总司”。

  周宝林会有什么“罪状”呢?这小伙子做梦也想不到,“总部”的人指责他在南京游山玩水,指责他的女朋友有复杂的海外关系,如此等等,总共列出五大项。

  《国际歌》毕,正当人们准备散场的时候,响起了执行主席的话音:

  针对“工总司”的“四条”和“赤卫队”的“四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打长途电话给上海市委,作了四条指示:

  有人质问张祺:“你承认不承认‘工总司’?”

  耿金章正在给聂元梓打电话要车,上海又打来长途电话,响起王洪文的声音:

  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 叶昌明(化验工)

  “有要事找他,快!”

  王洪文赶紧叫人把大会发言名单塞到张宝林手中。张宝林来到话筒前宣布;“现在,大会发言开始!”

  那是一场舌战。发生在十一月二十九日晚十时,三百来名挂着“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袖章的年轻人,冲进了邮电大楼。

  雨中,造反队员们以急骤的步伐,奔向上海展览馆。那里一律俄式建筑,是苏联援建的,原名中苏友好大厦。随着中苏交恶,改名上海展览馆。不过,那象征着中苏友谊的友谊电影院,仍照原名。只有一千来个座位的友谊电影院,顿时显得十分拥挤。为了鼓舞士气,唱起了“下定决心,不后牺牲”,唱起了《工人阶级硬骨头》。担任领唱和指挥的,便是“首都红三司”的红卫兵。

  “周宝林也不是好东西!”王洪文居然点周宝林的名,使周宝林大吃一惊。

  北京红卫兵虽然对上海市委进行了几次“炮轰”,反响很大,震动了全上海,可是只伤了上海市委的一点皮毛而已。上海市委依然未倒。上海市委派出的工作组还在领导着各单位的运动。

  “没有这样的先例。”

  王秀珍气了,急了,火了!她离开了工厂,借调到局里管资料,想借此脱离工厂,在局机关弄个一官半职。不料,半年之后,厂里仍坚持要她回厂工作。万不得已,她怀着一肚子的怨气,回到了上海国棉三十厂……

  “我想,从厂里抽一个小青年,给我跑跑腿。”有一回,王洪文向唐文兰提出了这一要求。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

  时间: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晚十时三十分至凌晨一时十五分。

  于是,你一言,我一语,补充着“上海工人串连交流经验会”出席者的名单,以求尽量把上海各厂的“老造反”请来,共商大事。

  就在“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告成立的时候,一支近两千人的游行队伍走出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大门,浩浩荡荡上街,从杨树浦朝着市区进发。工人们肩扛着巨大的大字横幅:“火烧张春桥!”“取消双五条!”(“双五条”指张春桥在上海和苏州两次签署的“五条”。)

  于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崭新的大旗,出现在上海的马路上。一路游行,一路呼喊口号,王洪文着意于扩大事态。

  又是一场马拉松谈判。足足进行了两天两夜。王一平和宋季文被迫在“红革会”

  忙着安排大会发言;

  聂元梓大言不惭,竟然也就以“中央”的身份,加以答复:“现在的罢官,不是由中央来罢免,而是先由群众提出来。中央要罢谁的官,有这个意思,但不能讲出来。群众提出来了,中央就按照群众的要求,罢他的官。你们要罢陈丕显、曹荻秋的官,那就集中力量炮轰上海市委,打倒上海市委。中央会支持你们的!”

  “今天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企图在我国实现资本主义的复辟阴谋。上海市委也贯彻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坚决不能坐视不管。”

  “妈的,不吃掉‘赤卫队’,‘工总司’休想站稳脚跟!”在“工总司”的“司令部”会议上,王洪文拍着桌子,大声吼道。

  新中国的阳光,驱散了往昔的凄酸。一九五○年三月,十六岁的王秀珍,跨进了辽阳纺织厂的大门,成为织布车间的工人。

  “张维维和她的父亲张春桥同志不是一路人。……张春桥同志是坚定的革命左派,而张维维是铁杆保皇分子。……

  他原名官仲榜,号健民,一九○九年八月二日,出生在四川资阳县南津驿镇。

  这种“天下奇闻”,居然由一大群红卫兵向上海市邮电局报刊发行处提了出来。

  “认识你很高兴。你是我们的‘邻居’呀——从国棉十七厂骑自行车,十来分钟就到你们厂了。”王洪文一听对方是老造反,又是东北口音,显得颇为亲切。

  “上海市委是什么东西?上海市委跟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是一路货,都是反革命的!上海市委执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打倒上海市委,打倒曹荻秋……”

  不用说,劳动模范是当不上了。人地生疏,也没人选她当人民代表。

  廖祖康被押回上海国棉十七厂。他吓坏了,生怕落了个“偷渡”的罪名,从此永世不得翻身。尽管他当时登上外轮是出于好奇,可是,“文革”正在轰轰烈烈的开展,这类事情一旦见诸于大字报,马上就会招来全厂的批判。

  “我们支援你们。”那些“首都红三司”的“小将”们马上答应道,“我们还占了巨鹿路六九一号一座房子,给你们当司令部。我们还可以帮你们起草宣言,印海报……”

  “赤卫队”有着上海市委提供的印刷厂。顿时,在上海街头,“赤卫队”的铅印传单满天飞:

  既然有了“总司令部”,就得选举“司令”。王洪文一语惊人之后,就开始操纵会议了。他说:“今天出席会议的十七个单位的造反派组织,理所当然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发起单位。‘总司令部’核心组成员,从发起单位中产生。”

  然而,高度“浓缩”于康平路以及附近的衡山宾馆的三万多“赤卫队”队员无法散去。他们所有的去路,都已经被“工总司”堵死。他们象饺子馅似的,陷入了“工总司”的重重包围之中。

  “买红布,做袖章。”

  事先,江青在长途电话里,已经告诉张春桥:“我给你调来一门大炮,专轰上海市委!”

  黎明,湿淋淋的柏油马路上,一夜未睡的“工总司”造反队员们举着红旗,向上海北站进发了。那些参加大会不过是为了看热闹的人,此刻正在家里酣梦正香。

  形势越来越严峻,乱子越捅越大。《解放日报》社在上海闹市区,《解放日报》事件对上海的震动超过了安亭事件。“工总司”和“赤卫队”剑拔夸张,几十万工人、红卫兵在汉口路闹个不停,随时部可能爆发大规模的流血事件。

  该怎么办呢?从“中央文革”传来最新指示,为他们指点迷津:“你们应该好好学一学毛主席的《青年运动的方向》这篇光辉著作!”

  在第九期《红卫战报》上,以醒目的地位刊登了长文《<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红革会”提出中外报刊史上罕见的要求;把第九期《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解放日报》送到哪里,第九期《红卫战报》就发行到哪里。为的是“彻底肃清《解放日报》的流毒”!

  经过王洪文的“活学活用”,把四十年前毛泽东用在地主身上的话,用到了上海市委、用到了曹荻秋身上去了!

  于是,在上海这个大舞台上,“工总司”刚刚上演了轰动全国的一幕——安亭事件,红卫兵就紧跟着上场了,上演了轰动全国的第二幕——《解放日报》事件……

  “不,联络站这名字没气派。向‘首都红三司’学习,也叫‘司令部’——

  他在“四清”中,保过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与当时的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无梓结下深仇。“文革”一开始,聂元梓等七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轰倒了陆平。她不止一次扬言,要找常溪萍算帐。

  二、修正主义干部路线;

  王洪文作为保卫科干事,负责处理廖祖康问题。因为廖祖康是造反派,又是他当年基干民兵连的“兵”,王洪文就把他悄然保了下来。

  “时间定在明天下午行不行?”王秀珍问道。

  “老耿,有要事商量!”王洪文、徐景贤一见到“耿司令”,赶紧离席相迎。

  “行!”王洪文爽快地点了头。

  “如果我们要罢陈丕显、曹荻秋的官,中央同意吗?”会场里,居然有人提出如此这般的问题,把她当成了“中央”。

  “什么事?”值班的店员赶紧上前问道。

  冷不丁的,念起了这么一段“最高指示”,“二兵团”和“三兵团”的头头们愕然。会场的气氛顿时紧张。

  既把“司令”当,便把今来行。王洪文说道:“我们要造声势,召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要贴海报,发宣言,要叫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上海市市长、市委书记曹获秋到会。我们要把成立大会,开成批判上海市委,批判陈、曹的大会!”

  3.炮轰上海市委。

  喧闹的“工总司”成立大会

  “《解放日报》是党报!”

  红卫兵们掏出“红宝书”,齐声朗诵着毛泽东在一九三九年五月所写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的一段名言:

  “赤卫队是保皇队!”

  “我建议加一个‘总’字,叫‘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王洪文从容不迫地说道,“加了这么一个‘总’字,表示全上海的工人造反派,都归这个‘总司令部’领导。我是转业军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设‘总司令部’,设‘总司令’。”

  在那次会议上,王洪文暂时还不敢碰耿金章。他已悄然派人到井冈造纸厂,收集关于耿金章的材料……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至于解决那个假联络站问题,耿金章叫人拟了个上海“工总司”通告,送到聂元梓那里。北大印刷厂哗啦啦印出上万份通告,红卫兵把通告贴遍北京的大街小巷,声明那个所谓联络站绝非上海“工总司”“正宗”……

  海报

  王洪文手中有《工人造反报》,“赤卫队”手里有《革命战斗快报》(原拟报名为《工人赤卫报》)。《革命战斗快报》由《解放日报》印刷厂排印,发行数十万份。“赤卫队”发表声明,不承认“红革会”的“三项要求”和“工总司”的“四项要求”。邮电工人中,有许多人是“赤卫队”队员。奉“赤卫队”总部之命,这些邮电工人拒绝在《解放日报》中夹送《红卫战报》……

  在工厂里,她慢慢地懂得一些革命道理。一九五二年九月,她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四个月之后,十八岁的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王秀珍变得朝气蓬勃,生产上很积极。她被评为车间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紧接着,她成为厂里、市里、省里以至东北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

  就在康平路上两军对峙,一触即发的时刻,从张春桥家传出了意外消息,导致了一场流血惨案。这便是继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之后在上海上演的“文革”

  一月五日——星期六晚七时半,上海一些工厂的造反派头头应邀来到“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计议在翌日正式召开“上海工人串连交流经验会”。

  工作队长施惠珍也靠边了,向全厂作了一次又一次检查;“捍卫会”还在那里跟“永忠”队作对;

  王秀珍不再当厂“文革”主任了。她召集全厂的造反派,成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

  上海国棉十七厂的“赤卫队”贝责人马骥曾对笔者谈及,王洪文指派一批“工总司”

  王洪文哪里去了呢?

  对方不予答复。

  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队定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星期三)中午十二点正在文化广场举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会上将彻底批判和控诉上海市委压制革命运动、迫害革命群众的罪行,粉碎上海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赤卫队”的队伍迅速扩大。仅仅是做袖章的红布,便用去了一千匹,号称拥有八十万之众。

  ‘上海工人造反司令部’。”

  二十九日,康平路上人头攒动,密密麻麻的全是“赤卫队”队员,这条马路成了一条“人龙”。往昔幽静肃穆的康平路,如今人声鼎沸。这条小马路,一时间成为上海的“热点”,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

  就在这个时候,王洪文发话了:“我觉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这名字还不够好。”

  张春桥:赤卫队有多少人?

  “1051”号大字报末,签着十一个人的名字。列在首位的,便是“王秀珍”三个字。比起王洪文来,王秀珍的造反大字报还早一天。只因为上海国棉三十厂不是象上海国棉十七厂那样的大厂,在上海纺织系统的影响不大,所以王秀珍的大字报并未立即引起局党委的注意。但是,过了些日子,王秀珍的大字报被抄报局党委,上海国棉三十厂的动向惊动了局党委。

  “久仰大名!久仰大名!”王洪文见了她,说的并非客套话,因为他确实对她“久仰”。

  在乡下实在混不下去。王崇勤带着一家子,躲进辽阳城里的一座破房子。他和妻子摆小摊,卖花生米、梨、香烟。王秀珍则带着妹妹们去拣煤块。她没钱读书,只好眼巴巴看着有钱人家的孩子背着书包进校门。

  “工总司”顿时分裂为四:王洪文的“总部”和那三个“兵团”。

  十一月四日,当王洪文在上海国棉十七厂策划“永忠队”从工作队手中夺取厂广播台和大字报管委会办公室的时候,王秀珍以“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名义在上海国棉三十厂贴出长篇大字报《一对宝贝——工作队和厂党委》。当天,王秀珍领着“战斗队”进行了一番战斗:把工作队队长和厂党委负责人拉出去游街。这支“战斗队”一路上呼喊“造反”口号,从临青路到平凉路、隆昌路、长阳路。顿时,杨树浦工厂区轰动了。王洪文对王秀珍的“革命行动”表示“坚决支持”。

  “救命”之恩,使廖祖康对王洪文感激万分,从此跟定王洪文,死保王洪文。

  主任 苏福金

  耿金章刚刚把两件急事办妥,正准备驱车前往钓鱼台,向张春桥汇报。不料,上海又发生火烧眉毛的急事。张春桥要“耿司令”速速返沪。

  “同志们,战友们,请不要走。我们‘工总司’虽然已经宣布成立,但是上海市委并没有答应我们的三项要求,并没有承认我们‘工总司’我们还要继续战斗!

  《一个造反队员的控拆》

  肩佩“首都红三司”袖章的包炮,终于提醒与会者,应该讨论一下昨天商议过的大事——成立上海工人造反派全市性组织。

  王洪文一听“你跟我一起去吧”,心里就冒火了。我是“司令”,怎么变成了“跟”你去的人物?虽然王洪文在电话里漫而应之:“行啊!”可是,当周宝林的“专车”驶抵巨鹿路“工总司”的“司令部”,却找不到王洪文。

  上海八二二厂 岑麒麟(技术员)

  张春桥、姚文元给王洪文撑了腰。

  会场里回荡着充满杀气的声音;

  就在这个时候,“工总司”宣传组的头头来了。“工总司”为了对付“赤卫队”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一日,编号为“1051”的大字报,在上海国棉三十厂卷起一阵狂飘。那标题锋芒毕露,寒光逼人:《厂党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冷冷清清!》。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凌晨,从这“前线指挥部”发出命令:向“赤卫队”发起总攻!

  这是王洪文平生头一回到外厂“作报告”。他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北京最新消息:派工作组是刘少奇决定的,是错误的,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工总司”也在《解放日报》社里成立“火线指挥部”,王洪文出任“总指挥”。

  在学校里,她一直担任干部,诸如副班长、班长、团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总支委员、民兵排长。她开始发牢骚了,觉得做学生干部吃亏,花费很多时间,影响学习。她自称是“豆饼干部——上挤下压”。她开始厌倦社会工作。不过,她当过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名气不小,所以怎么也无法推脱社会工作。

  这个“联合指挥部”设立了一个“前线指挥部”。“指挥”何人?耿金章!

  王“司令”忙得团团转:

  据悉,曹荻秋出席了会议,还发表了讲话!

  大抵因为蒯大富名声颇大,他的“红三司”迅速扩大,许多原属“红一司”、“红二司”的红卫兵,也纷纷改换门庭,加入“红三司”。因此,“红三司”成为首都红卫兵中实力最强的“司令部”。

  二是北京冒出了一个上海“工总司”的假联络站,居然用上海“工总司”驻京联络站的名义在北京印传单、发声明。

  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 黄金海(车工)

  这下子,王洪文如同拔掉了眼叫。钉,肉中刺,高高地举起了“胜利”的酒杯。

  一张,两张,一百张,一千张……“文革”之火在上海燃烧。上海国棉三十厂里贴出了上千张大字报。

  “对不起,关于《解放日报》的问题,请你们向《解放日报》提出。这儿是报刊发行处,只管发行。”

  厂长甚至在大会上,批评王秀珍工作不负责任……

  据悉,上海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马骥,参加了这次会议。马骥,原本与王洪文“脚碰脚”,在保卫科共事。“文革”的浪潮使两人分道扬镳,一个成了厂里“捍卫会”的头头,一个成了“永忠”队的头头,两人成了死对头。

  论排行,王秀珍算老三。她的二姐从小就死了。

  “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身份来处理安亭事件,他有多大的权力,我不知道。他是代表‘中央文革’来的,错了也是代表‘中央文革’,并不代表上海市委。

  “一定要加上‘革命’两个字——‘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没有‘革命’两个字,容易叫人抓住小辫子。”

  夜色黛黑,寒风飒飒,三万名处于重围的“赤卫队”队员正困倦难熬,吃着饼干充饥。

  王洪文领着十几个哥们,闯了进去。店堂里的灯亮了。王洪文说了声:“找,找红布!”众哥们便四下翻找起来。

  还有四十来个人,在苏州冲上火车,居然到了北京。他们回到上海之后,也扩大人马,宣告成立“北上返沪第三兵团”。

  能说会道的潘国平,在6293部队当过两年兵,是复员军人;父亲潘一志是老工厂,按家庭出身也不错,于是,潘国平也以甚高的呼声当选。

  就在张春桥那“胜利”的微笑尚未消失的时候,出乎意外,在他的家里发生了一场风波。

  那时所说的“群众”,也就是“非党员”的意思。

  “马上找一下上海‘工总司’的耿金章同志!”

  “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我们要看《解放日报》!”

  在“首都红三司驻沪联络站”中,有一个姓包的红卫兵,乃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出于对毛泽东的那篇《炮打司令部》的敬慕之情,他改名“包炮”。此人虽然只有二十出头,可是,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显得老成、沉着。据云,他的父亲是革命烈士,因此他属于“红五类”,有着天不怕、地不怕的气概。他又与“中央文革”

  阴谋家们原本无“名”,总是依靠造谣,制造借口: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十时二十分,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村附近的一段铁路,指责这是中国军队干的,以此为出师之“名”,突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下午,住在上海江湾路山妙发寺的日莲宗和尚天崎启升等五人,在江湾向中国义勇军寻衅,死一人。十天之后,日军又以此为“名”出师,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

  就这样,在十一月六日——星期日中午,王洪文远道赶去,前往出席“上海工人串连交流经验会”。

  “行啊,你看中谁,就调谁。”唐文兰当然一口答应。

  与“首都红三司”挂钩

  “文革”大幕拉开之后,随着张春桥的升迁,“夫贵妻荣”,文静也随之变“红”了。三天两头,张春桥从北京打电话给妻子文静,这根“热线”竟成为一根指挥棒,指挥着上海的造反派的行动。文静严然成为上海的“张办主任”!”

  最后,来访者仿佛在那里提交最后通牒一般,说道:“限于今天下午二时前答复!”

  毕竟是“耿司令”拥有实力,张春桥、王洪文急调耿金章返沪,至此才点穿谜底。

  上海玻璃机械厂 潘国平(工人)

  那时候的曹荻秋,简直成了一颗算盘珠,被“工总司”和“赤卫队”随意拨来找去,双方都喊“打倒曹老头”——尽管“赤卫队”的心中是要保曹荻秋的,可是在那样的非常时刻也得在嘴上高喊“打倒曹老头”,以防被“工总司”说成“保皇派”。

  说实在的,这批一夜未睡的,倒是上海各工厂的造反派骨干……

  不过,耿金章与戴祖祥也都是“独立性”很强的人。他们的“联合”,迅速告吹。

  “如今,我们‘三点一线’,互相支援,共同造反。”王洪文对王秀珍、黄金海说道。

  红卫兵们这么一闹,“王司令”出马了。十二月一日,王洪文带领着几百名“工总司”造反队员(其中有三百名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来到《解放日报》社,支援“红革会”。这天,《解放日报》的造反派来了个里应外合。《文汇报》社的造反派“铁骨红心”兵团也过来支援。这下子,声势大振,《解放日报》成为全上海关注的热点。

  曹荻秋查阅了中共中央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上面写得清清楚楚:“坚守生产岗位,不要到厂外串连”,“不要成立跨行业的组织”。

  张春桥:(笑)不要估计得太高,你们不要替我们担心。

  “从常溪萍身上,炸开上海市委的缺口!”张春桥见到聂元梓这门大炮,喜不自禁。他到底不愧为“军师”,指点道,“在上海,你必须跟王洪文见一次面。他是‘工总司’的头头。你只有依靠‘工总司’的力量,才能在上海打胜仗……”

  的使命。他显得很兴奋。

  “我后来在苏州也不得不签字,那是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作为一个党员,组织上应该服从,但是我思想上不通。”

  原本叫“工总司赴京控告队”,又称“工总司苏州大队”。此刻,耿金章想换名为“苏州兵团”。他的队伍在迅速扩大。须知,从苏州返回上海的那一千多造反队员。大都是各工厂的造反队骨干。他们一回厂,招兵买马,扩大势力。只不过短短几天之内,耿金章手下便拥有几万之众。

  尽管张春桥刚刚处理了安亭事件,忙得不亦乐乎,还是拨出时间,在“中央文革”驻沪记者站的小楼上,秘密会见了这个不平常的女人。

  一场舆论争夺战,在上海苏州河畔矗立着的大厦——邮电大楼里进行着。

  密告者还记下了曹荻秋谈及张春桥的一些话:

  可是,康平路却是上海的政治中心,是中共上海市委的所在地。那里的一百弄,住着上海党政要员。何庆施、张春桥的家,那时都住在那里。

  王洪文乘机把“破坏生产”、“破坏交通”的罪名加在“赤卫队”头上,发出了“工总司”《紧急通告》,要把“赤卫队”各级组织的负责人抓起来。于是,“赤卫队”的市、区两级负责人二百四十多人被捕。顿时,“赤卫队”土崩瓦解!

  “‘赤卫队’抄张春桥同志的家,就是炮打中央文革!”

  “赤卫队”也出动了。

  “红革会”常委马立新、戴定宪、劳元一等,后来也曾清楚说明了自己当时所作的凋查:

  “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史无前例的!”

  王洪文收起了笑脸,板起面孔,开始发言:“刚才念的这段毛主席语录,就是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毛主席所说的‘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现象,不光是在过去的革命的大风暴时期有过,在如今的文化大革命中同样存在。我们的‘工总司’,就有‘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严重问题。”

  “一言为定!”聂元梓爽快地说道。

  十二月二日,“工总司”副司令潘国平又领着几百人前来增援。《解放日报》大楼被上千红卫兵、工人造反队员团团围住。

  “赤卫队”还制订了新的行动计划。这计划很快被“工总司”获悉,急报王洪文,而王洪文迅即报告张春桥。于是,张春桥密令耿金章火速返沪,而王洪文则与徐景贤已开始联合行动。

  于是,“二兵团”从此“丢了”第一把手。周宝林调到王洪文的“总部”,派了个闲差——在“宣传组”工作,从此被架空了。

  “赤卫队”处于重围之中,犹如四周堆满了干柴,一颗火星跳出来.就会燃起一场熊熊大火,使他们葬身火海。

  2.收回“双五条”;宣布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反革命组织;

  “我是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情况,赤卫队员是到我家来过,也到柯老(即何庆施——引者注)家去了,但他们并没有抄家。”

  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何秀文风闻张春桥家被抄,立即赶去。文静对何秀文说道:“开始,有几个‘赤卫队’队员进到家里,是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但是,看到是住家,家里有老小,所以很快就退出去了,就在门外走廊上和楼梯口站立或坐在地下,以后没有再进屋。于文兰同志(柯庆施夫人——引者注)给我打过电话,也说有人先敲门进屋,但一进屋看到柯老的遗像,随即退出来了,以后也没有再进去。”

  “赤卫队是陈、曹的御用工具!”

  热热闹闹的第二幕的开场锣鼓,是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敲响的。

  张、姚为“工总司”撑腰

  果真公开宣告成立,召开了成立大会。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王少庸出席了大会,向“赤卫队”表示祝贺。

  不论游行队伍从东面来,从南面来,从西面来,从北面来,都要朝汉口路进发,都要在《解放日报》大楼附近走一圈。一边走,一边呼喊口号。在那些日日夜夜,汉口路一带一直可以听见撼天动地的口号声:

  “赤卫队”在沪西工人俱乐部,召开了筹备会议。

  一、《红卫战报》第九期夹在十一月三十日的《解放日报》里一起发行;二、《解放日报》必须马上全文转载《红卫战报》上的《<解放日报>是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一文;三、把上海市委有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以及上海市委对报社的指示告诉“红革会”。

  “赤卫队”这时也不得不提出了“炮轰上海市委”、“炮轰曹荻秋”,表白自己并不“保皇”。

  “工总司”与“赤卫队”旗鼓相当。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天平猛然倾斜,倒向了“工总司”一边。

  “你们上海的‘文革’,有一个很大的缺点。”聂元梓直言不讳。

  这时候的“工总司”,犹如春秋战国的诸侯们一般,你争我夺,都想成为霸主。

  这群不速之客的到来,使报社负责人不得不赶紧从睡梦中起床。

  曹荻秋又被拉来批判,又一次当场签字。这一回,是在“工总司”关于要求出版《工人造反报》的纸条上签字。

  王洪文气得七窍生烟,坐在主席台上魂不守舍。

  “工总司”马上与“联络站”结成统一战线。他们里外夹击上海市委,一下子就使上海市委陷入了深深的困境,濒临垮台的边缘。

  毕竟是当上了“司令”,忙得不可开交。住在“司令部”里,有时候需要从家里拿件衣服,从厂里要点材料,没个人跑腿不行。

  “哦,《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邮递员的邮包装不下!”

  跟“工总司”不同的是,“赤卫队”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多,老工人多,劳动模范多,先进工作者多,工厂的基层干部多。

  王秀珍也坐上了火车。只是她那时尚未崭露头角。

  所谓“抄家事件”的真相,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后来曾说得清清楚楚:

  在上海各造反派组织之中,“红革会”是最早有着自己舆论工具的一个。他们主办了《红卫战报》,已经出版第九期了。

  戴祖祥宣告成立“北上返沪第一兵团”。

  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招待所里,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声。

  1.要罢张春桥的官;

  重任在身,周宝林不敢久等,驱车直奔南京。他在安亭受了寒,正发高烧,便带弟弟同去南京。

  不过,就在王洪文日益得意之际,“赤卫队”的势力也在不断扩大,成为“工总司”的劲敌。

  二十七日清早,耿金章便跳上聂元梓派来的小轿车,直奔飞机场。

  在小屋里,王洪文听到许多厂里的“新闻”:

  一、群众组织的报纸和党报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报纸.不能夹在一起发行;二、如果红卫兵冲击,要说明,这是个原则问题,要顶住,要坚持原则;三、可以分开发行;

  耿金章是在十二月二十日坐火车到达北京的。那是张春桥给王洪文打电话,要耿金章赶往北京,处理两桩急事:

  上海市委保常溪萍、保杨西光,保得很厉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引者注),我对他讲了,叫他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江青同志也要他把工作抓起来,对他说:‘我和春桥同志做你的参谋。’但是他没有这样做。特别使我吃惊的是,在发生安亭事件的时候,他打电话到中央,问了那么多的问题;‘到底中央文革给了张春桥多么大的权力呀?’‘他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他的态度很坏。马天水这次表态还好。我批评了他,他在会上表示;‘我改,我改。”’

  王洪文拿到这份中共上海市委红头文件,得意地笑了:这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次向“工总司”举起了白旗!这是曹荻秋第一次向“王司令”举起了白旗!

  “师出有名”,历来讲究这一点。一旦有“名”,便可召唤群众,动员群众。

  “机关炮”是在上海市委机关里射出来的。一份以《机关炮》命名的小报创刊了,上面印着一个新冒出来的造反组织的名字:“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宣传组编印。

  “总部”有人发言,宣读了《周宝林五大罪状》!

  中共上海市委文件

  “工总司”调兵遣将,占领《解放日报》大楼。《解放日报》停止发行。

  张春桥让文静接电话。文静一边听电话,一边不住地“嗯”、“嗯”,说“知道了”、“知道了”。

  “聂保姆”又一次成为大会的主角。她趾高气扬,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

  的传单,筹办了《工人造反报》。他们要《解放日报》社印刷厂排印《工人造反报》。

  “兵团”的头头们也由封“司令”。虽然他们山挂着“工总司”的牌子,可是并不听命于王洪文。

  传单的作者不是别人,却是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传单上印着她的签名手迹。

  《工人造反报》又载:

  张春桥;有林彪同志,还不能保卫毛主席?!

  “红革会”向《解放日报》提出了三项要求:

  那是一九六六年盛暑,廖祖康和技校的几个学生一起,在黄浦江里游泳。

  “赤卫队”的这一着棋,取得了成效。二十九日上午,曹荻秋果真在康平路上海市委机关里,接待了“赤卫队”的代表。曹荻秋答应了“赤卫队”的要求。

  代表:当前运动可能有大反复,“中央文革”处境也很为难。

  过了一个小时之后,张春桥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一下子就使文静改口,黑白从此颠倒了!

  一九六六年的最后一天,亦即“赤卫队”覆灭的这一天,印发了一张题为《造谣派破产》的传单。传单在上海广为流传,引起人们的关注。

  “《解放日报》是党报!”

  第二天,红卫兵们冲向市委——因为第九期《红卫战报》在这天出版。上海市委断然拒绝了红卫兵们近乎荒诞的要求。

  张春桥:我们国家是武装斗争起家的,大家喜欢用这种名字。名称没什么关系。

  “一兵团”、“二兵团”的势力,猛然膨胀。特别是“二兵团”,实力很快超过了王洪文的“总部”。

  “上海乱了几次,但是还没有真正乱起来。这一次我到上海来,就是要上海大乱。乱,就是革命。乱而后治。不乱,就无法革命。现在,上海正在乱起来。这乱,乱得好。要继续乱下去,大乱特乱。要乱掉上海市委的阵脚,要乱出个红彤彤的新上海!”

  这个新组织的名字,叫做“捍卫毛泽东思想赤卫队”。“赤卫队”这名字,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提到过的。那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县一级、不脱产的群众武装组织,于一九二八年一月首创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那部描写贺龙革命丰功的电影《洪湖赤卫队》,也曾给千千万万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赤卫队员真英勇,红旗飘扬打胜仗”,那电影插曲,几乎家喻户晓。于是,这富有革命色彩的名字,加上“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定语,便成为新的上海全市性工人组织的响亮的名称。

  “上海国棉十七厂是我的‘老家’,是我的后方。如果十七厂的‘文革’搞不好,我这个‘司今’在外面也当不好。后方巩固了,我也就放心了。千万可别后院起火!”王洪文在小屋里,一次又一次叮嘱过他的“战友”。

  作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的《解放日报》,怎么能与一张红卫兵的报纸同时发行?《红卫战报》怎么可以对《解放日报》进行“消毒”?

  从上海愚园路二一八号的红都剧场,不断传出使王洪文坐立不安的消息:

  “刚才他还在这里嘛!我的电话是打到这里的。”周宝林问那里的人。

  在“赤卫队”常委之中,有李诗音,金瑞章等人。

  第二天——十一月二十六日,“上海市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筹委会”

  “行。”王洪文点头道,“我们明天就和红卫兵联合召开大会,请你点火!”

  曹荻秋谈及“工总司”的几句话,使王洪文更为紧张:

  二十出头的周宝林,没有王洪文那么多的心眼。他从张春桥那里出来,就给王洪文挂电话:“春桥同志要我去解决南京问题,你跟我一起去吧!”

  主席台上不见张春桥——他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午飞回北京了。聂元梓和王洪文肩并肩坐在主席台上。

  又据密告,“赤卫队”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支持。

  “来了就知道!”王洪文同样卖关子。

  “你哪里?”

  周宝林会有什么问题呢?

  张春桥:我是(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午走的。

  在“工总司”内部翦除异己,王洪文这位“保卫科”干部已经显示了自己的手腕。

  在三十日下午,“红革会”在《解放日报》大楼里,宣告成立“火线指挥部”。

  “军师”的话,使王洪文幡然猛醒。于是,“工总司”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再度在上海文化广场敲响了“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人会”的锣鼓。曹荻秋被“揪”来了。“工总司”逼着曹荻秋宣布“赤卫队”的“八项要求”是“非法”

  他们居然还找出了一大堆有趣的理由:

  “什么缺点?”王洪文连忙问道。

  紧接着,文静也发表声明,说道: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会议?

  代表:有人说,要挖掉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

  据《工人造反报》所载《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接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代表团讲话纪要》,清楚地表明,张春桥、姚文元已成为“工总司”的后台——

  “将来,我这‘司令’当上了市长,我们十七厂就成了‘干部仓库’!我要从十七厂调出一大批造反派,到市里、到局里去当干部!”王洪文这么一说,“永忠”

  王洪文壮胆了。于是,“工总司”与“上海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首都红卫兵三司驻沪联络站”等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居然毫不客气地斥责起张维维来了:

  轿车驶往衡山宾馆。一个多月前,当安亭事件爆发时,这个宾馆成为曹荻秋的临时办公处。眼下,王洪文和徐景贤肩并肩坐镇那里,气氛显得异常紧张。

  自“文革”以来,曹荻秋的种种“检查”,是徐景贤代为提刀。张春桥、姚文元策反上海市委的笔杆子们,从十一月二十八日起,这种暗中的联系,已在姚文元和徐景贤之间不断用长途电话进行。

  在中国,《解放日报》原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六日创刊于延安,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停刊。上海解放以后,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创办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便以《解放日报》命名,也兼作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报。

  显然,“总部”已经整了戴祖祥的材料。那人拿出一叠纸头,一张接一张念着,历数戴祖祥的劣迹,从历史的到现行的。

  “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刷出了用不同修辞装饰的新标语:“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炮打上海市委!”

  一是那个“北上返沪一兵团”的头头戴祖祥,虽然曾被王洪文一闷棍打了下去,后来带了一支人马来到北京,打着“工总司”的旗号,冲击中南海。

  于是,“赤卫队”开始散去——因为他们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挂着“工总司”袖章的工人和挂着“赤卫队”袖章的工人在街头相遇,你白我一眼,我瞪你一眼。你刚刚贴好“工总司”传单,我马上把一张“赤卫队”通告贴在了上面。上海工人分为两大阵营。几乎每一家工厂,都有“工总司”分队和“赤卫队”分队。

  “赤卫队”召集人马,举行盛大的抗议游行。一连几日,上海街头上百万人示威,反反复复呼喊的口号是这么两句:

  “现在,上海的情况很夏杂。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未定局。你们‘工总司’要提高警惕,当心胜利的果实被别人夺走。……”

  红卫兵们磨到三十日凌晨,仍毫无进展。

  电话最初是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接的。张维维记得,张春桥头一句话便是问家里情况怎么样,女儿如实答道:“‘赤卫队’并没有抄我们的家。”

  那面“捍卫毛泽东思想委员会”红色大旗在游行队伍前面开路,清楚地表明“捍卫会”在上海口棉十七厂拥有相当雄厚的实力。

  张春桥派周宝林去南京,却不派王洪文去南京,这不由得使“司令”吃醋了!

  “《解放日报》是党报。”

  耿金章呢,行伍出身,荣任“指挥”,兴高采烈。他披着军大衣,坐镇“前线指挥部”,调来十万人马,把康平路围得象铁桶一般。

  “没有这样的先例。”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在压迫、围攻中经过血的洗礼诞生的。它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高高擎起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的大旗,代表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工人阶级革命的大方向。……

  在黄浦江东岸杨家渡附近,有一条鲜为人知、长度只有几百公尺的马路——荣昌路。

  不过,这么一来,倒使周宝林离开了“泥潭”,没有越陷越深。当笔者去访问周宝林时,他如今已成为两项专利的发明者,在科学技术上有所成就。

  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已经很难见到王洪文的身影。

  这一回,王洪文不敢说《造谣派破产》这张传单是造谣,因为在电话中文静告诉他:“维维是那么说的!”

  耿金章毕竟不是潘国平。耿金章已经四十一岁,有着丰富的社会经验和颇强的组织能力。何况论“牌子”,论“成份”,耿金章不比王洪文差,他也是党员、复员军人、干部。他已成了王洪文的心腹之患。

  代表:大约有四十万人(引者注:这里,“工总司”代表故意少说“赤卫队”

  这种大字标语,还非常讲究用色——其中“张春桥同志”用红色颜料书写,而其他的字则用墨汁来写,真是朱墨分明!

  张春桥:他们来了,怎么没有找我?

  大会刚刚结束,“司令”王洪文便召集“工总司”常委紧急会议,商量怎样对付“赤卫队”。

  的,是“无效”的,要对“赤卫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就胡风分子的许多个别的人来说,我们所以受他们欺骗,则是因为我们的党组织,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文化教育机关或企业机关,当着接收他们的时候,缺乏严格的审查。也因为我们过去是处在革命的大风暴时期,我们是胜利者,各种人都向我们靠拢,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作一番彻底的清理。”

  耿金章与戴祖祥紧紧握手,筹划成立“联合兵团”最初的名字,打算叫“苏州·南京联合兵团”。

  代表:不能,群众对司令部这个名字有感情了,改了群众有意见。

  “我们要请示上海市委。”

  十二月二十三日,“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判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也把曹荻秋“揪”来,当场向他提出“八条要求”。曹荻秋签了字。

  就在聂元梓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她便与王洪文见面。

  滞留在南京的“工总司”造反队员在戴祖祥的率领下,坐上火车,返回上海。

  当人们欢迎她讲话时,她马上走向话筒前,作了一番指点:“上海的运动,从安亭事件开始,有了起色。原先太‘温’了。不过,就现在的情况来说,也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第一,工人运动必须紧紧地和学生运动相结合;第二,必须集中力量打倒上海市委,首先是打倒常溪萍!”

  王洪文关注着自己“后院”的一举一动。

  在文化广场(那时已改名为“文化革命广场”)召开万人参加的“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由徐景贤、朱永嘉等编写的《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曾有这样一段话,记述“工总司”的“战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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