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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演义: 自  序

时间:2019-12-12 18:59来源:古典文学
序 《民国通俗演义》,一至三集,吾友蔡子东藩所著。蔡子嗜报纸有恒性,蒐集既富,编著乃详,益以文笔之整饬,结构之精密,故成一完善之史学演义,出版后不胫而走遍天下。会文

  《民国通俗演义》,一至三集,吾友蔡子东藩所著。蔡子嗜报纸有恒性,蒐集既富,编著乃详,益以文笔之整饬,结构之精密,故成一完善之史学演义,出版后不胫而走遍天下。会文堂主人以蔡作断自民九,去今十稔,不可以无续,乃商之于余,属继撰四五两集,自民九李纯自杀案始,迄民十七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为止,凡四十回为一集,每集都三十万言。余无似,年来奔走军政界,谋升斗之食,笔政久荒,俗尘满腹,而资料之采集,又极烦苦,率尔操觚,勉以报命,宁贻笑于大方,恐取诮于狗尾,蔡子闻之,得毋哂其譾陋?
  民国十八年五月东越许厪父。

问题还没解决,宪法要从哪来?没办法让全体人民聚在一起写宪法,还是得有人代表人民来写。谁有资格来做这个代表呢?怎么判断他是否有这个资格呢?谁来做这个判断呢?他做判断的资格又是怎么获得的呢?这些问题可以不断地问下去,所有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对一个国家来说,你的法统和正当性是哪里来的?这个事情能说清,别的都迎刃而解。

  治世有是非,浊世无是非。夫浊世亦曷尝无是非哉?弊在以非为是,以是为非,群言庞杂,无所适从,而是非遂颠倒而不复明。昔孔子作《春秋》,孟子距杨墨,笔削谨严,辩论详核,其足以维持世道者,良非浅鲜,故后世以圣贤称之。至秦汉以降,专制日甚,文网繁密,下有清议,偶触忌讳,即罹刑辟。世有明哲,亦何苦自拼生命,与浊世争论是非乎?故非经一代易姓,从未有董狐直笔,得是是非非之真相。即愤时者忍无可忍,或托诸歌咏,或演成稗乘,美人香草,聊写忧思,《水滸》、《红楼》,无非假托,明眼人取而阅之,钩深索隐,煞费苦心,尚未能洞烛靡遗,而一孔之士,固无论已。今日之中华民国,一新旧交替之时代也,旧者未必尽非,而新者亦未必尽是。自纪元以迄于兹,朝三暮四,变幻靡常,忽焉以为是,忽焉以为非,又忽焉而非者又是,是者又非,胶胶扰扰,莫可究诘,绳以是非之正轨,恐南其辕而北其辙,始终未能达到也。回忆辛亥革命,全国人心,方以为推翻清室,永除专制,此后得享共和之幸福,而不意狐埋狐搰,迄未有成。袁氏以牢笼全国之材智,而德不足以济之,醉心帝制,终归失败,且反酿成军阀干政之渐,贻祸国是。黎、冯相继,迭被是祸,以次下野。东海承之,处积重难返之秋,当南北分争之际,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豆萁相煎,迄无宁岁,是岂不可以已乎?所幸《临时约法》,绝而复苏,人民之言论自由,著作自由,尚得蒙《约法》上之保障。草茅下士,就见闻之所及,援笔直陈,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此则犹受共和之赐,而我民国之不绝如缕,未始非赖是保存也。窃不自揣,谨据民国纪元以来之事实,依次演述,分回编纂,借说部之体裁,写当代之状况,语皆有本,不敢虚诬,笔愧如刀,但凭公理。我以为是者,人以为非,听之可也;我以为非者,人以为是,听之亦可也。危言乎?卮言乎?敢以质诸海内大雅。
  中华民国十年一月古越东颿自识于临江书舍。

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有了中华民国,那么民国的法统是从哪里来的呢?民国的法统有两个来源,可以用两个历史文献来代表,分别是1912年3月11日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1912年2月12日的《清帝退位诏书》。《临时约法》开头就说了,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就是说,一切都是以人民的民义。那么人民都包括哪些人呢?《临时约法》里特别说明了,是包括汉、满、蒙、回、藏的所有人,这就是著名的“五族共和”的说法。

就这样,在清朝政府、南京政府、英国人,这三方合力的作用下,袁世凯如愿当上了大总统。在英国的主导下,一笔巨大的贷款借给了袁世凯政府,新生的民国得以支撑下去。双重法统很重要,但也带来一个问题,如果革命党看不惯袁世凯的话,他们可以用《临时约法》这个法统来指责袁世凯。如果袁世凯不服,则用从大清那获得的法统来进行反驳。两边的共识因此又会破碎,这就导致了袁世凯统治没几年,也发生了一连串的新革命。革命党试图推翻袁世凯,重建真正的共和,这就带来了民国初年的政治动荡。

什么是法统

解决了中华民国的正统性,那么应该由谁来承接这个正统性呢?这两个法统来源,又是怎么统一起来的呢?答案是,通过袁世凯。《清帝退位诏书》里还有一句话:委托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南方的革命党协商南北统一的办法。有了这句话,袁世凯就能接住大清这边的法统。南京方面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也向袁世凯承诺,如果他愿意拥护共和,让清帝退位,那么愿意把大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有了这个承诺,袁世凯也能接住南京方面革命党的法统。这样,两边的法统都落到了袁世凯的身上。

民国法统的第一个来源

这里说得很明确,我们爱新觉罗家已经看明白了,天命已经不在我们这了,全国人民想要的就是共和,那天命就在共和那边了。皇上都这么说了,那么民国自然就有正当性了。诏书用的还是天命这说法,这就相当于一次特殊的禅让。历史上有各种禅让,都是一个皇上禅让给另一个皇上,这回是皇上禅让给人民,民国因此获得了继承大清的资格,获得了正统的名义。

为什么要特别说明是五族共和?这里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在辛亥革命,革命者有一句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谁是鞑虏?就是少数民族统治者。这个主张来自于清末民初的学者章太炎。他在清末鼓吹革命的时候就提出,中国人民应该只包括接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人。革命后的中国应该包括中原的汉族地区、朝鲜、越南和半个缅甸,因为这些都是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地方。至于满、蒙、回、藏,那里的人愿意加入中国也行,不愿意加入就不理他们,这个主张被精简为一句话,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诏书的前半部分大致是说:有人再南方起义两个月了,各省响应很多,南北双方谈判很久了也没谈成。能看出来全国人民的心理,多半都是倾向于共和,而不是帝制,看来这就是天命了。既然这样,我们家继续赖在这,跟全国人民拧着来,也说不过去。仔细考虑了天下大势和国内民情,我带着皇上,我们娘俩把统治权归给全国,把国家改成一个共和立宪的国体,这样既满足了国内结束动荡的渴望,也符合古人天下为公的大义。

为什么是袁世凯担任大总统

进入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政治与历史变革,就是结束帝制,走向共和。但是帝制结束了,并不代表革命者就可以马上建立起一个新制度,走向共和。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推翻帝制之后,共和国的正当性,或者说法统从哪来?

但人民的名义有一个麻烦,你得听听人民是怎么想的,可是你不可能真的把几千万、几亿的人民张罗在一起开会,这事根本没法操作,所以得有人作为人民的代表,来代表人民的民义。那么问题来了,谁有资格代表人民呢?这些代表们发生争执的时候,又该听谁的呢?所以肯定不能简单地说“以人民的民义”,必须先得找到所有人都认账的共识。为什么非得要有共识?要让大家对规则都认账,这就是最基本的共识。那怎样才能建立一个规则让大家全都认账呢?那就是宪法,只要大家都认这个宪法,发生争执的时候,就有公认的解决争议的规则,不至于要掀桌子,用武力解决问题。

民国法统还需要有第二个来源《清帝退位诏书》,大清皇帝颁布这个《退位诏书》是出于各种无奈,但从法统的角度来说,皇帝是怎么想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里面给出的一系列说法。因为法统要的就是正统的名义,《退位诏书》里的说法刚好给出了这些名义。诏书一方面承认了共和是人心所向,一方面也解决了满、蒙、回、藏的问题。

法统不仅仅是个西方政治学概念,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政治秩序要想稳定,都必须讲究法统,中国也不例外。如《论语》里讨论如何治理国家时,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正名”,否则“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名分不对,做事情就师出无名,搞不定。这个正统的名分,其实就是法统,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些最基本的共识,让各种政治活动都有了连贯统一的名义,国家秩序才能成立。在中国古代,法统归皇上,所以政治活动最根本的名义都从皇上而来,到了现代共和国,就要以人民的民义了。

为什么两边都愿意支持袁世凯呢?对于大清来说,实在是没辙。革命党起来了,大清要去镇压,可是能用的兵在哪呢?只能是当年袁世凯训练出来的新军,这些军队一般人根本指挥不动,必须要袁世凯才行,大清就被袁世凯挟持了。对于革命党来说,也没辙。因为南京临时政府现在是没钱,国库里一度就只有十块大洋。当时中国南部动荡不已,临时政府也没法迅速地恢复秩序,这就意味着,没法通过征税来充实国库。政府的财政问题怎么解决?只剩一条出路,就是向洋人贷款。

南京政府里面的那帮人,满腔热血,但没什么治国经验,把宝压在他们身上,亏本的概率很大。大清的北京政府,也不靠谱,因为连自己的命运都掌握不了,命运掌握在袁世凯手里。英国人仔细一分析发现,还是袁世凯最靠谱。他一方面能挟持大清,另一方面也能跟革命党做交易。这个家伙两边都能摆平,又非常能干,有治国经验。如果支持他,就能把南京、北京两边统一起来。对英国来说,这样既能保住中国庞大的统一市场,又能确保贷款的安全性。在前面讲英国的时候说到过,这两条是最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的,所以支持袁世凯就是英国人的最佳决策。

民国法统的第二个来源

《临时约法》给中华民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统,这相当于临时参议院代表中国人民,或者说以人民的民义,抛弃了传统,在南京制定宪法,确定了共和的新法统。临时约法有个严重的先天不足,虽然《临时约法》规定了中国人民是包括汉、满、蒙、回、藏的所有人,但是临时参议院的议员代表只是来自部分省份,并没有召集到来自全国的代表,它的权威很难获得满、蒙、回、藏地区的认可,因为人家本来只认大清皇上。这样一来,《临时约法》是否真能代表人民的民义就有点含糊了。

可是贷款也贷不来,因为临时政府能不能活下去还在未定之间,没人肯借钱,临时政府很可能要撑不下去。如果袁世凯愿意支持共和,那么革命党就愿意跟他做交换,支持袁世凯当大总统。但是大清和革命党的支持还不够,还需要第三个力量的支持,就是英国人。清帝退位前,其实不仅南京方面需要贷款,北京方面的政府也同样需要贷款,两边都没钱了,要谈到贷款这种事,肯定绕不开英国人,英国是那个时代全球资本市场的主导者。可是英国人反过来就得评估一下了,贷款给南京政府靠谱,还是贷款给北京政府靠谱。两边一衡量,都不靠谱。

接下来还有诏书的后半部分,有这样一段话:要把汉、满、蒙、回、藏,五族的所有领土合在一块,构成一个大中华民国,之后皇上我们娘俩就闲着吧,眼看着太平盛世建成,也是件美事。这段话非常重要,满、蒙、回、藏如果坚持认为自己所效忠的是大清皇上,那么就势必要服从皇上的诏命。皇上现在说了,你们应该跟汉族地区联合在一块,过去你们怎么效忠我,未来就怎么效忠中华民国。就是这段话,让满、蒙、回、藏地区的独立丧失了正当性,否则你们就是背叛了效忠皇帝的誓言。反过来,大清的领土完整地传承给中华民国,也就有了正统的名义。

但是当时,还有一派人非常不同意章太炎的观点,代表人物叫杨度,他认为中国人民应该就是大清所统治下的所有人。如果按照章太炎的说法,只要一革命,满、蒙、回、藏马上就会被列强所瓜分。东北会被日本分走,蒙古和新疆地区被俄国分走,西藏地区被英国分走。别的列强一看没捞到好处,马上就会过来再瓜分汉族中原地区。按照这个路数,中国就什么都不剩了,章太炎还想要朝鲜、越南,中原能不能保住都很难说。所以中国绝对不等于中原,中国人民也绝不等于汉族,必须以大清帝国的政治现实为基础,来定义中国和中国人民,别的办法都会带来灾难。

前后这两部分内容加在一块,大清就既承认了民国的天命所归,也明确了满、蒙、回、藏都应成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弥补了《临时约法》的先天不足。因此我们必须说中华民国是有两个法统来源的。满、蒙、回、藏地区不一定认南京临时政府的《临时约法》,但是有了《清帝退位诏书》,满、蒙、回、藏即便不认南京政府的帐,也必须要承认中华民国。所以说,有了《清帝退位诏书》,民国才能完整地继承大清的领土、民国和法律身份。

有趣的是,章太炎的观点,其革命动员的效果远远比杨度和要好,因为杨度认为,政治变革要稳妥起见,不要搞革命,让皇上主动搞君主立宪是最好的。革命者肯定对杨度的路数不耐烦,事情坏就坏在皇帝上,你还想指望他?所以辛亥革命刚搞起来的时候,口号就是章太炎主张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动员效果极佳。但是等到革命搞起来之后,革命者很快就意识到,杨度的说法有道理。革命成功的条件之一就是得要完整地保住大清领土,否则国家真的有可能被列强彻底瓜分掉,革命也就完蛋了。所以武昌起义后,革命者很快就就在南京组建了一个临时参议院,制定出《临时约法》。约法中所追求的就是汉、满、蒙、回、藏的“五族共和”,只有这样,才能完整地继承大清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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