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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吕思勉典藏史籍》简体版首次发行德

时间:2019-10-18 18:25来源:德晋登录
》想必是名声很大的了。我买的好像是三联的本子。 “中国通史”写作像中国历史学一样悠久,孔子整理《春秋》,孔门弟子记录三传,墨子阅读“百国春秋”,均表明中国人的通史意

》想必是名声很大的了。我买的好像是三联的本子。

“中国通史”写作像中国历史学一样悠久,孔子整理《春秋》,孔门弟子记录三传,墨子阅读“百国春秋”,均表明中国人的通史意识由来已久。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杜佑的《通典》,袁枢等《纪事本末》,“皆具体之记述,非抽象之原论。”[1]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那个时代的“通史”,具有“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资政、育人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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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留下的史料太多了,汗牛充栋都不足以形容。不要说近代以来突然增加的卜辞、敦煌文献、大内档案、满文老档,即便传世史书,即便卷帙有限的二十四史、诸子集成、四库全书,真正读完的又有几人?因而20世纪中国历史学面临非常尴尬的局面,一方面学术分化越来越严重,分科研究,专精的小题目研究,越来越细,越来越小;另一方面综合研究,整合研究越来越大,越来越闳大不经。一部新编断代史可以多达数千万字,一部专门通史可以数千万元立项,其实如果从学术史视阈去观察,将来的学术史家一定会追问,没有全面细致的史料阅读,没有贯通理解,这些大型项目的主持者究竟如何从总体上把握,在细节上突破呢?

吕先生在通史和断代史领域都有颇高的建树和权威。本套丛书包括五部断代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中国近代史》以及《中国通史》《大中国史》《国学知识大全》三部通俗史学国学作品。吕先生以一己之力完成五部断代史的写作,可以说这是一个最有分量的中国断代史工程。他的通史著作真正开白话国史的先河,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国学知识大全》收录了其有关国学的诸多作品,内容详实,对于读者了解国学有很大的帮助和启发。

张荫麟 《中国史纲

[5]《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939页。

上市日期:2014年11月

吕思勉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大学经典:白话本国史

[10]《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的学习方法》,《吕思勉论学丛稿》,第580页。

吕思勉先生与陈垣、陈寅恪和钱穆并称为“史学四大家”,也是中国现当代史家中唯一一位在通史、断代史和专门史领域都有著作传世的学者。吕思勉读书广博,治学严谨,主要有两部通史、五部断代史、八部专门史以及大量历史通俗读物传世。

童书业 《春秋史

在20世纪中国通史写作者群体中,吕思勉是少数几个将通史写作作为一个事业进行经营,其写作遍次、写作冲动,几乎贯穿了其生命的全部过程。他的第一部通史作品《白话本国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初版。是年,吕思勉刚满四十岁。严耕望后来讨论这本书时说:“在1920年代,一般写通史都用文言文,而先生第一部史学著作就用白话文,可谓是中国第一部用语体文写的通史。全书四册,内容丰富,而且着眼于社会的变迁,也有很多推翻传统的意见,这在当时是非常新颖的。”[4]

6、中国通史28元

范文澜 《中国通史简编

[4] 严耕望:《通贯的断代史家——吕思勉》,《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81页。

摘要: 近日,最有分量的中国断代史工程——《吕思勉典藏史籍》简体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吕思勉先生与陈垣、陈寅恪和钱穆并称为“史学四大家”,也是中国现当代史家中唯一一位在通史、断代史和专门史领域都有著作传 ...

钱穆 《国史大纲

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界出版了大批出于众人之手的中国通史,或断代史。这些史书在那个特殊时代对于现代人理解古代中国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这些出于众人之手的中国通史,或断代史,无不出于主题先行,或以农民战争作为历史叙事的主题,因为据说农民战争是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动力;或以阶级斗争作为中国历史叙事基调,因为经典作家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或以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人民的反抗作为近代史叙述主线,因为经典作家不仅告诉我们帝国主义是阻碍中国近代进步的三座大山之一,而且是近代中国不进步的根本原因。这些先行的主题规范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通史、近代史的基本样式,然而由此却陷入一个无法摆脱的悖论:难道历史真的不是客观存在吗,难道历史真的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1、先秦史3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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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从系统性而言,在20世纪中外学者中国通史写作中,最值得注意的,恐怕还是吕思勉以一己之力写作的中国通史。

8、国学知识大全45元

》 1938 年写成大纲性的《中国近代史》一书,提出中国人能否近代化将关系国家兴亡的观点。在旧中国史学界,有关近代中国史和近 代中国对外关系史著作,几乎半数以上都是因袭蒋廷黻的史学观点。而蒋廷黻的著述,又是旧中国大学历史系的教本,影响十分广泛。时至今日,他的一些代表作仍被一些近代史专家不时提及。究其原因,正如郭廷以在其《近代中国史》一书中所说:“蒋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国史之科学研究,实与罗先生同开风气”。他为中国近代史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为旧中国的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方法、新的观念,是一个开山的人。 这是一本小小的册子,半日不消便也可读完。

注释:

出 版 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整理者:万绳楠 本书是当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1890-1969)有关魏晋南北朝史的讲演录,由万绳楠教授根据笔记整理而成。陈寅恪先生研究史学至勤,著作甚富,尤其是其中国中古史学的研究对当代影响最巨;但在其已出版的作品中,尚无系统的断代史之作,本书则能补陈书之阙,因而被誉之为“稀世之珍”。书成,并由北京大学周一良、王永兴教授审阅。 本书虽非陈先生的原著,但仍较为真实地体现了陈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方面的研究成果。 寅恪先生用近代史学的方法,研究他所掌握的丰富史料,使中国的历史学远远超过封建时代的水平。他是中国近代史学的创始人,或其中极少数人之一。 --冯友兰(《怀念陈寅恪先生》) 在司马光之后把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陈先生把敏感的观察力与缜密的思考力相结合,利用习见的史料,在政治、社会、民族、宗教、思想、文学等许多方面,发现别人从未注意到的联系与问题,人现象深入本质,作出新鲜而令人折服,出乎意想之外而又入乎意料之中的解释。 --周一良(《纪念陈寅恪先生》) 先生治学之广是非常惊人的。 --季羡林

吕思勉数十年沉潜,不求闻达,不追逐时尚,在他内心深处,最相信的是学术史评估,而不是生前的热闹。现在有机会重读其发奋潜心写作的《中国通史》,不能不由衷敬佩这才是真正的读书人,是无愧于时代的大史学家。

近日,最有分量的中国断代史工程——《吕思勉典藏史籍》简体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 美国人,被称为“头号中国通”。此书对于我来说显得稍简略,但也有利于对历史有个清晰的概念和框架。费正清是世界上最负声望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中国研读、旅行、教学。1955-1973年费正清担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并担任哈佛的希根森历史讲座教席。直至他逝世前,他领导着美国的中国问题的学术研究。当今美国诸多有影响的中国问题专家皆出于其门下。在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前夕,两国高层领导人案头摆放的就是他的《美国与中国》。我还有一本费先生的《观察中国》,不废其中国通之名

[8]《中国通史》,第496页。

《吕思勉典藏史籍》

《清史大纲》是现代清史名家萧一山撰成于1944年的代表作。此前作者已经编写了《清代通史》三卷近200万字,而本书既是由博返约之作,又非单纯的“简编”。作者以广义的“民族**”之演进为线索叙述考察有清一代的历史大势、人物沉浮,于政治、经济、文化无不措意而多独到精深的见解,最后以反帝爱国为依归,反映了全民抗战的时代精神;且全书叙事言简意赅,引证精当,“笔锋常带感情”,可谓学术性与可读性俱佳。本书特请当代清史名家杜家骥先生撰写导读以阐发原著旨趣,使之更具参考价值。 萧一山突破了以往通史编著由政府组织专人来完成的惯例,集一人之力,完成巨著,实为近代新史学的一大成就,《清代通史》既是萧一山的成名之作,也奠定了其在近代史学上的地位。洋洋四百余万言的《清代通史》足以让萧一山名垂后世。《清代通史》至今仍成为清史入门必读,学者常借助检阅之书,历久而不衰。

以这个标准回望20世纪中国通史写作,吕思勉、钱穆、张荫麟、陈恭禄、傅乐成等几人的作品,大致实现了这个理想,以一己之力成一部或大或小的通史,详略不一,侧重不一,但无不逻辑自洽,以及史料运用上的自如。这一点诚如顾颉刚评述的那样:“中国通史的写作,到今日为止,出版的书虽已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本来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通史,是最困难的事业,而中国历史上须待考证研究的地方又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中国通史》,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陈恭禄《中国史》,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张荫麟《中国史纲》,钱穆《国史大纲》等。”[13]从这个评价中可以体会吕思勉通史研究与写作等意义。

3、两晋南北朝史7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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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视角反观章太炎、梁启超之后前辈学者留给我们的中国通史类作品,范文澜-蔡美彪、翦伯赞、郭沫若、白寿彝这批运用马克思主义解读中国历史的作品固然给我们以巨大启发,但其主题先行有所侧重的描述,也委实遮蔽了许多我们今天应该知道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外,二十世纪从事中国通史写作的学者还有钱穆、张荫麟、陈恭禄、傅乐成,以及费正清主持的《剑桥中国史》系列,和最近几年相继出版的日本、哈佛学者写作的中国史。这些作品毫无疑问都有益智功能,也都不同程度描述了中国历史某一个侧面,某一个重点,都值得阅读。

5、中国近代史2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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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通史写作,需要丰富的阅读、宁静的心态,以及尽可能的价值中立,还需要对断代史研究前沿的追踪与把握。吕思勉对一些断代有自己的研究、著述,对于纵向的制度史、学术史、思想史、民族史,以及目录学、文字学、历史研究法,甚至西洋史,都有自己的著述,这些著述当然并不都是第一流作品,但无疑对于作者撰写中国通史的学术储备、学术视野,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条件。

2、秦汉史4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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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吕思勉《中国通史》最后一章《革命途中的中国》,虽然也对中国未来充满期待、信心,但他的结论并不是什么三民主义,而是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彻底完成有利于人民的社会改革,而且认为‘中国历代社会上的思想,都是主张均贫富的,这是其在近代所以易于接受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因’。这是作者从我国历来社会改革思潮的主流中,说明我们所以容易接受社会主义而加以推行的原因。”[7]吕思勉的这个判断与钱穆显然不同,他对未来中国政治走向的预言,显然也比钱穆更准确、更坚定:“我们现在所处的境界,诚极沉闷,却不可无一百二十分的自信心。岂有数万万的大族,数千年的大国古国,而没有前途之理?悲观主义者流:君歌且休听我歌,我歌今与君殊科。我请诵近代大史学家梁任公先生所译英国大文豪拜伦的诗以结吾书:希腊啊,你本是和平时代的爱娇。撒芷波,歌声高,女诗人,热情好。更有那德罗士、菲波士荣光常照。此地是艺文旧垒,技术中潮。衹今在否?算除却太阳光线,万般没了。马拉顿前啊,山容飘渺。马拉顿后啊,海门环绕。如此好河山,也应有自由回照。我向那波斯军墓门凭眺。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8]吕思勉对于中国未来显然比他的学生钱穆更乐观更浪漫。这是我读吕思勉通史类作品时的第一个感想。

开 本:170*240mm,16开

史卫民 《大一统:元至元十三年纪事》 公元一二七六年,在中国历史上不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一年。但就在那一年,蒙古铁骑挥戈南下,偏安已久的南宋小朝廷灭亡了。本书用纪实报道的手法,把一个平凡年份发生的大事依次叙来,让我们看到了历史中的另外一番景象。皇帝、重臣、将军、义士、诗人、宫女――从书中刻划的上百个人物那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自己,看到周围各色人等。 是一本小书,三联出版,我偶然买到,读着觉得不错。书像小说的笔法,有些细节刻画的很仔细,所以书并不枯燥,看了有时有热血之情。

在长达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吕思勉拿出很大精力写作中国通史。除《白话本国史》,更重要的作品为中日战争时期,吕思勉在上海“孤岛”为适应当时大学教学需要而编写《中国通史》,上册于1940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翌年出版下册。这是吕思勉的一部重要作品,后来不断有出版社再版,或重印。这部书的写作、出版时间与钱穆的《国史大纲》相距不远,两个人的写作诉求也差不多,都是为了坚定中国人抗战必胜的信念,两人在书的结尾均展望了中国未来,钱穆《国史大纲》结尾处为“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抗战胜利建国完成中华民族固有文化对世界新使命之开始”,以为“在此艰巨的过程中,始终领导国人以建国之进向者,厥为孙中山先生所倡导之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主张全部的政治革新,与同光以来仅知注重于军备革命者不同”;“三民主义自始即采革命的态度,不与满洲政府狭隘的部族政权求妥协,此与光绪末叶康有为诸人所唱保皇变法者不同”;“三民主义对当前政治、社会各项误点、弱点,虽取革命的态度,而对中国以往自己文化传统、历史教训,则主保持与发扬;此与主张全盘西化、文化革命者不同”;“三民主义对国内不主阶级斗争,不主一阶级独擅政权;对国际主遵经常外交手续,蕲向世界和平;此与主张国内农工无产阶级革命,国外参加第三国际世界革命集团者不同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视为中国的希望,“为中国全国国民内心共抱之蕲向,亦为中国全国国民当前乃至此后共负之责任。”[6]

4、隋唐五代史68元

郭沫若 《奴隶制时代

[11]“吕思勉论整理笔记及史学论文”,《顾颉刚读书笔记》卷七,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562页。

参考上海古籍出版社现已出版的五部断代史及其他吕思勉的著作,我们进行了精心校订,形成本套吕思勉简体版典藏史籍,以飨读者。除订正了原书中的一些讹误之外,为保证作品完整性和准确性,吕著中其他习惯用词、概念术语等(如引用书籍名称多用简称)均未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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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章太炎、梁启超以后,阅读史料最多最细的有不少人。在我们这一代读书时,就知道前辈史家中读书最勤的很多,比如陈垣对《四库全书》的阅读,钱穆对《四部备要》的利用,蔡尚思对南京图书馆的泛读,吕思勉对二十四史的精读,都是我们那个时代历史学系师生最为敬仰的事情,也是我们那时不少人确立的一个“人生小目标”。我们那时普遍相信前辈学者的经验之谈,历史学一定是一个“由博返约”的过程,没有最大量的博览,就不可能构建精深的学问。

7、大中国史49.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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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杨宽为吕思勉《中国通史》写的前言,《中国通史》卷首,华东师大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本套丛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五部断代史为中文简体版,是吕思勉断代史著作简体版的首次出版,更易于当代读者的阅读和学习,对于历史入门和历史研究者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奴隶制时代》是郭沫若先生史学和考古学的论文集,书中大多数文章均写于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围绕中国古史上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期展开论述。在解放初的史学界,关于奴隶制和封建制交替时间的界定,并没有清楚的定论。史学界内有人将分期定在西周时代,有人认为是西周与东周之交,有人认为西汉和东汉尚属于奴隶制时代,更有甚者将二者分界定在隋唐时期。各学派各持己见,莫衷一是。郭沫若先生通过对井田制的兴废、殷周人殉的史实、奴隶与农奴的区分、汉代政权的实质,以及古文字的发展等众多的关键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先后撰写出本书所收入的十余篇文章,以资料的翔实性,论证的严密性和推理的科学性力驳众说,将中国古代史上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界确定在春秋与战国之交。在1981年黄现璠教授发表《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影响甚远。后来相关著作还有张广志的《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研究》、《三代社会形态——中国无奴隶社会发展阶段研究》,晁福林的《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和《先秦社会形态研究》,沈长云的《中国历史·先秦史》。这些著作均是中国无奴隶社会研究成果,无论理论、史料还是研究深度上都比《奴隶制时代》有很大进步,更准确的研究先秦社会的各方面。但无论如何,《奴隶制时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奠基之作,在史学史上功绩不可抹杀。

读吕思勉这几种不同版本的中国通史,除了他的政治情怀,一心为现实中国寻找历史教训,第二个感想,就是吕思勉是二十世纪中国最用心经营通史写作的历史学家,也是最博学的通史大家。一个比较可靠的说法,吕思勉毕生用很大精力批阅二十四史三遍还要多。据吕思勉《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家世读书仕宦,至余已数百年矣。予年六岁,从先师薛念辛先生读,至九岁”;“初能读书时,先父即授以《四库书目提要》。此为旧时讲究读书者常用之法,俾于问津之初,作一鸟瞰,略知全体学科之概况及其分类也。此书经史子三部,予皆读完,惟集部仅读其半耳。予年九岁时,先母即为讲《纲鉴正史约编》,日数页。先母无瑕时,先姊即代为讲解。故于史部之书,少时颇亲。至此,先父又授以《日知录》《廿二史札记》及《经世文编》,使之随意泛滥。虽仅泛滥而已,亦觉甚有兴味。至十六岁,始能认真读书。每读一书,皆能自首讫尾。此时自读正续《通鉴》及《明纪》。”[9]从其早岁读书经历看,不论其双亲,还是他自己,似乎都在追求传统中国博览群书的境界,在四部上下苦功,为将来治学打下一个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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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后,1953年9月,年已古稀的吕思勉拟就一个新的《中国通史说略》,计划重编,并与华东人民出版社函商。无奈此时“因中央人民出版社已分编出版范文澜同志著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该书同时在华东印行,为避免重复起见”,华东人民出版社婉拒了吕思勉的新通史合作方案。[5]

王钟翰 《清史十六讲 》 清史十六讲》从王锺翰先生论著中选出十六篇代表性作品,大致包含了作者的主要研究方向:清代重大问题,如《关于雍正篡位问题》《清前期的党争问题》等;历史人物研究方面,如《论袁崇焕与皇太极》《柳如是与钱谦益降清问题》;满族史研究方面,如《释玛法》《释阿其那与塞斯黑》等;清代官制方面,如《清代官制简述》《谈军机处》等。 王锺翰先生是著名的清史和满族史研究专家,很多文章发前人所未发,对清史满族史研究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第三,综合性贯通理解。吕思勉对二十四史等传世经典的反复诵读,尤其是其数十年沉潜在大学,一遍又一遍地讲授中国通史,使他对中国历史建立起一个整体性认识,有一很深刻的贯通性解读。有论者以为吕思勉中国通史平铺直叙,无所侧重,既包括历代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学术、宗教风俗,又很细致地描写了历代政治变革,纵横交错,首尾相顾,其关注、涉及的内容,是二十世纪同类作品中门类最全最多最细。所谓无所侧重,并不是缺点,可能正是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严耕望指出,“就著作量而言,先生的重要史学著作,篇幅都相当多,四部断代史共约三百万字,《读史札记》约八十万字,总共出版量当逾五百万字,著作之富,可谓少能匹敌。就内容言,他能贯通全史,所出四部断代史不但内容丰富,而且非常踏实,贡献可谓相当大。我自中学读书时代,对于他的史学著作就很感兴趣,不但见到即看,而且见到即买。我在中学时代看《史通》,似乎就是由他的《史通评》所引起的。所以他的著作对于我有相当影响。居常认为诚之先生当与钱先生及两位陈先生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但他在近代史学界的声光显然不及二陈及钱先生”;“他的治史与两位陈先生不同,他是宾四师的中学老师,但他们两人治学蹊径也不相同。综观他一生的治学成绩,可以称之为通贯的断代史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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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民国,用新方法、新思路写作中国通史蔚然成风,相当一部分大学者都有重写中国通史的冲动,即便以考史擅长,以断代擅胜的陈寅恪,对中国通史的编写也相当重视,对自夏曾佑至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作品,似乎都有涉猎,且有点评,[2]甚至有意动手写作一部中国通史以为典范。可惜由于各种原因,陈寅恪除了在课堂上讲述过中国通史的某些断代外,并没有更详细的中国通史作品。

柏杨 《中国人史纲:柏杨逝世三周年纪念版

[13]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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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讲堂遗录》,《钱宾四先生全集》卷五十二,联经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480页。

》 徐中约(Immanuel C.Y.Hsü,1923年—2005年),生于上海,中国近代史研究权威学者。著作严谨,专长中国近代外交史。其经典力著The Rise of Modern China《中国近代史》由于政治原因在大陆为洁本,香港中文大学于2005年推出第6版。迄今为止, 《中国近代史》仍是美国本科学生学习中国近代史必读的教科书。

其实从学术史角度说,钱穆的说法最具启发,中国历史学从来的路数都是贯通,是由博而约。传统中国学者的正当学术路径是博览群书,打下一个广博的基础,然后再凭借个人兴致或述史,或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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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一定有一个真相,历史肯定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并不因为历史学家推崇农民战争,就成为农民战争史。历史某一个主题被刻意放大,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历史学家在书写历史之前,并没有对历史文献有全面阅读,有整体架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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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通史写作越来越难。孔子时代写通史,需要阅读、鉴别的史料远比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时简单得多。到了宋代,要想完成一部贯穿古今的中国通史,司马光就必须成立一个班子,从长编开始做起,否则没有办法穷尽相关史料。须知,司马光的时代,造纸术、印刷术,还没有普遍使用,人类积淀的文献尽管很多,但毕竟仍可以大致穷尽。

徐中约 《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

陈寅恪没有致力于中国通史写作,除了个人兴趣、时间、身体诸多原因,还有一个背景必须注意,即学风的转移。据钱穆回忆:“从前我中学毕业,回学校请教一位老师吕思勉先生,一部二十四史如何读法?他说:这极省力。他便帮我计算,一天读多少卷,几年一部二十四史读完了。我这是学我中学先生的方法。现在诸位不这样,诸位看不起通史,要讲专史。不但只研究一部专史,而且是在一部专史中挑选一个小题目,来写篇几十万字的论文,才能通过博士学位的考试。这样便做不成学问。我们今天走的西汉人的路。诸位或说,我们今天是走的美国人的路,美国人的路其实便已走错了。”[3]假如我们注意民国时期中国学术界的情形,但凡留学归来的,除胡适、张荫麟、蒋廷黻等极少数具有宽广视域愿意写作通史、通论,更多的学者无不像钱穆所讥讽的那样,选个小题目做个中等规模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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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自述》,《吕思勉论学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42页。

》 只写到东汉的建立就戛然而止。张先生大才,文采丰赡,剪裁精当。我读完此书遂生相见恨晚之感,又恨先生早逝。本书不像上两本文言气重,白话文娓娓道来,读之淋漓畅快。我买的是河北教育的一个小本子,建议买上海古籍的,其实各个版本应该差别不大。 我愿意慎重的介绍这本书给两种人读,凡是高中学生愿意读到一本最好而有兴趣的中国史,请先读此书;凡是高中以上的人已经读过了别人的中国史,希望对于中国史得一新而正确的鸟瞰者,亦请再读此书。 ——文字学家 考古学家 陈梦家 他立志作第一等人,终能在史学界取得第一流的地位。他的《中国史纲》,虽仅部分完成,是他人格学问思想文章的最高表现和具体结晶。书中有真挚感人的热情,有促进社会福利的理想,有简洁优美的文字,有淹博专精的学问,有透彻通达的思想与识见。 ——哲学家 贺 麟 那半部书的好处,在乎能动人,文章好,而题目不多,说的透澈。 ——历史学家 傅斯年

宋代之后,随着印刷术、造纸术的普及,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通史写作越来越难,即便没有外部因素影响,中国史学自身发展,也开始向各个专门学科用力。在六朝各种典制,尤其是唐学者杜佑《通典》基础上,宋元学者马端临发展出《文献通考》,南宋学者郑樵发展出《通志》。这三部作品后来统称为“三通”,进而演化成“九通”、“十通”。在某种意义上说,“十通”表明人类知识急剧增长,包罗万象的通史编写越来越难,对史学家知识储备的要求越来越高。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章太炎、梁启超虽然都信誓旦旦要编写自己的中国通史,但他们事实上都没有完成,甚至根本无法着手,简直就是无从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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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耕望的评论确为不刊之论,公平公允公正懂行。两位陈先生是具有旧学根底的新学者,用新方法作专题研究与专题论文;钱穆介于新旧之间,既懂新更懂旧,他知道怎样像西人那样进行专题研究,能够写出《先秦诸子系年》《刘向歆父子年谱》那样的专题著作,但其价值诉求更倾向于传统中国学术的旧样式。至于吕思勉,虽然能够熟练运用新方法新理论,但其学术基本路径,不外乎传统中国学人的训练,在综合性、贯通理解上下功夫。所以我们还可以看到的一个奇观是,吕思勉不仅毕生用心从事其通史写作事业,而且毕生致力于各种专门史的研究,力图用最广博的学问认识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从综合、全面、贯通的视角,寻找历史真相。他在1940年代完成的《中国通史》上册中,分门别类讨论中国人的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等,其实就是一个综合的、贯通的理解,是从政治领域之外,从文化史的层面讨论中国历史。这一点与其他各家的通史写作很不相同。

》 用百度的介绍比较清楚:这是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具有完全意义上的通史《白话本国史》是吕思勉先生在历年教学讲稿和史学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内容框架由绪论和五篇构成,在每一篇里又分若干章,详细叙述了从远古时代到民国十一年华盛顿会议期间的中国历史,既有政治史事又有社会经济、文化现象,而且还叙述了东南亚中西亚各国、各民族与中国的关系。

[12]《治史三书》,第182、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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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据其回忆,“我读正史,始于十五岁时。初读《史记》,照归、方评点,用五色笔照录一次,后又向丁桂徵先生借得前后《汉书》评本,照录一过。《三国志》则未得评本,仅自己点读一过,都是当作文章读的,于史学无甚裨益。我此时并读《古文辞类纂》和王先谦读《续古文辞类纂》,对于其圈点,相契甚深。我于古文,虽未致力,然亦略知门径,其根基实植于十五岁、十六岁两年读此数书时。所以我觉得治古典主义文学的人,对于前人良好的圈点,是相需颇殷的。古文评本颇多,然十之八九,大率俗陋,都是从前做八股文字的眼光,天分平常的人,一入其中,即终身不能自拔。如得良好的圈点,用心研究,自可把此等俗见,祛除净尽。这是枝节,现且不谈。四史读过之后,我又读《晋书》《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亦如其读正续《通鉴》及《明纪》然,仅过目一次而已。听屠先生讲后,始读辽金元史,并将其余诸史补读。第一次读遍,系在二十三岁时,正史是最零碎的,匆匆读过,并不能有所得,后来用到时,又不能不重读。人家说我正史读过遍数很多,其实不然,我于四史,《史记》《汉书》《三国志》读得最多,都曾读过四遍,《后汉书》《新唐书》《辽史》《金史》《元史》三遍,其余都只两遍而已。”[好书推荐:《吕思勉典藏史籍》简体版首次发行德晋登录。10]这是吕思勉1941年大约中年时期的回忆,其后数年,由于吕思勉继续在通史领域中工作,二十四史是他的案头书,时常翻检,不时考索,说他“一生读二十四史,又一生记笔记”,[11]大概不为错。可以这样说,吕思勉从六七岁开始,以读书为己任,从清晨至深夜,数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将二十四史反复阅读,并参考其他史书诸如经、子、集诸部,排比史料,详细考订,综合分析,贯通理解,订正了许多误记、错记,读吕思勉读史札记诸篇,可以深切体会其用力之勤之细。这是吕思勉的独门功夫,是其他各家不太具备的功夫。由此背景再去读吕思勉的通史类作品,其感觉与读其他作者同类作品大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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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与二十世纪各家通史相比较,吕思勉中国通史是少数几种以一己之力完成的。集体写史固然有集体合作的好处,可以利用集体力量编写个人根本无法完成的大部头,但是集体写史也有不易克服的矛盾,撰稿人如果充分,或者说比较多地表达自己的研究心得,那么这样的作品极有可能成为一部水平不错的论文集,如《剑桥中国史》。但是如果仔细辨别这些“准论文集”各卷各章之间的关联,也很容易发现许多集体合作的通史类项目,存在着重复、遗漏,相互冲突,或相互不协调的情形所在多有。人文学术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个性化的职业,真正意义上的通史,不在规模大小,而在能否真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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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寅恪对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评价颇高,以为作者“以公羊今文家的眼光评论历史,有独特见解。”(《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第94页)对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似乎评价不高,其1952年《题冼玉清教授修史图》“国魂消沉史亦亡,简编桀犬恣雌黄。著书纵具阳秋笔,那有名山泪万行”,就被许多解读者判为讥讽范著。(《陈寅恪诗集》,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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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訄书重订本·哀清史第五十九》附《中国通史略例》,《章太炎全集》卷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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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国史大纲》,《钱宾四先生全集》卷二十八,第10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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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近代,西方学术传入中国,传统的“通史”写作遇到西学的挑战。20世纪初,梁启超相继发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对中国传统史学给予激烈批评,鼓吹“史学革命”,主张参照东西洋新史学,重建中国史学体系、史学方法。几乎与梁启超同时,章太炎也在“重订”《訄书》时郑重提出重写《中国通史》等计划。他们的主张赢得了知识界的认同。此后不久,夏曾佑《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一册于19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用新方法新思路重新整理中国历史的开始,也可以说是新型中国通史的开篇之作。他的进化论思想得益于他的朋友严复,至于著述体例、表达方式,很明显受到梁启超、章太炎二人的影响。

黄仁宇 《中国大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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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挺《郑天挺元史讲义 》 《郑天挺元史讲义》是2009年由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郑天挺、马晓林编著的文史类著作。本书从政治、军事、经济、法律、文化、宗教、民族、历史地理、对外关系、元代社区等方面,详细解释了元代社会从建立到灭亡的历史发展情况。本书史料详尽,语言通俗,故事性强,使读者很容易了解相关知识。郑天挺教授治学重点是明清史,是公认的20世纪最有影响的明清史专家之一。 有《清史探微》、 《清史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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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嘉锡 《宋江三十六人考实杨家将故事考信录 》 《宋江三十六人考实》将《水浒传》前身《宣和遗事》所述宋江等三十六人横行河朔的故事,追迹文献,弄清了《水浒》主要人物的历史原形,并从文本、制度、地理、民俗等多方面,还宋江起义以历史真实。 对水浒感兴趣的值得一看,对三十六人都有一一考证。还有杨家将的故事。

》 1995 年,蔡美彪等根据《中国通史简编》改写的《中国历史》出版,全书共十册,其中前四册为范文澜著,后六册为蔡美彪补充定稿。该书是我国近百年来最完整、最系统的一套中国通史。它通过记叙各个历史时期的历史事实与历史人物,阐明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全书观点鲜明、体例严谨、内容丰宫、文笔流畅,是受到社会各界普遍欢迎的优秀通史著作之一。 我有一本很旧的,范文澜的前四卷从远古时代一直写到宋代之前,前后几千年的历史。比较好的版本是人民出版社的四卷本,分别是第一编、第二编、第三编和第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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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 《三国史话 》 本书是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生前所写的惟一一部通俗性的史学作品。作者以丰富的历史知识为基础,从文学和史学的角度,对三国史上存在过的与三国文学中塑造的人物、事件、战争及地理环境作了细致的区分,对许多重大的历史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辨析,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吕先生治史,注重对社会的综合研究,最能融会贯通,评论历史往往独具只眼,是故本书成为易中天先生品三国的重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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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 《两晋南北朝史 》 《两晋南北朝史》吕先生是二十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两晋南北朝史》是吕思勉先生的中国断代史系列著作的第三部。本次新版,以开明书店的初版本为底本,吸取了作者和杨、吕诸先生的校订成果,并将原书的繁体直排、双行夹注改为繁体横排、单行夹注,更适合现代人的看书习惯。 他读书广博,着重综合研究,讲究融会贯通,一生著有两部中国通史、四部断代史、五部专门史,加上在史学界享有盛誉的大量史学札记,共计1000多万字。《白话本国史 》、《先秦史 》、《秦汉史 》、《两晋南北朝史 》、《隋唐五代史 》和《吕思勉读史札记 》等是吕先生最具代表性的史学著作。

费正清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国:传统与变革

摘要: 钱穆 《国史大纲 》 我买的是这版,繁体竖排,读来不算太吃力,但需要一定的基础。对此书印象最深的评价就是“《国史大纲》时辈里谁也比不上”。 这是一部中国通史,因用大学教科书体例写成,不 ...

孟森 《明史讲义》《清史讲义》 孟森先生的清史研究成果,主要在於对清先世源流考定、满洲名称考辨、八旗制度考实、雍正继统考证、清初史事人物考辨等,对明清史的研究有着较深远的影响,被史学界誉为我国近代清史学派的开山祖。 鉴于清朝入关后,讳言在关外曾臣于明朝的历史,致使其入关前史事多有湮没,孟森开创满洲开国史的研究,着力对清朝入关前后的历史资料进行发掘、梳理和考订。此间,他还讲授明、清断代史,著有《明史讲义》、《清史讲义》,对史实进行考订叙述,多有发明创见;所作评议,亦具精辟独到之处。其中《清史讲义》,在利用《清实录》、《清史稿》的同时,又兼采档册及《朝鲜李朝实录》等鲜为人用的史料,是一部水平较高的断代史专著。

蒋廷黻 《中国近代史

邓之诚 《中华二千年史 》 作为历史学家,邓之诚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久负盛名的《中华二千年史》。这本书本来是邓先生在北京大学的授课讲义,原名《中国通史讲义》。讲义原本只有上中两卷,上世纪30年代初,这本尚未全部完成的讲义被选为《大学丛书》的一种,更名为《中华二千年史》,公开出版。上世纪50年代初,邓先生续成下卷,全书告成,历时二十余年。这部逾二百万字的大书从秦朝统一中国开始,终于辛亥**清亡之时。纵横二千余年,可谓是《通鉴》以后第一部通史。全书旨意,重在通观历代兴亡史实始末,识其成败得失,臧否人物,检讨谋略,以供后人借鉴,颇有通鉴遗风。而书中显露出来的史家意识,春秋笔法,又深得通鉴精神。

》 我买的是这版,繁体竖排,读来不算太吃力,但需要一定的基础。对此书印象最深的评价就是“《国史大纲》时辈里谁也比不上”。 这是一部中国通史,因用大学教科书体例写成,不得不力求简要,仅举大纳,删其琐节。内容于学术思想,政治制度,社会风气,国际形势,兼有顾及,惟但求其通为一体,明其治乱盛衰之所由,闻其一贯相承之为统,以指陈吾国家民族生命精神之所寄。至其人物之详,事业之备,则待教者读者之自加参考,自为引伸。本书主旨则在发明其相互影响,及先后之演变发展,以作国人如何应付现时代之种种事变作根据之借鉴。 那部《国史大纲》,时辈中谁也比不上的;……中国史学家中能够运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史事,如此纯熟精到的,钱氏以外,绝少其人。”“中国通史的写作,……出版的书已不少,但很少能达到理想的地步,……钱先生的书最后出而创见最多。”(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引论》一篇,陈寅恪先生谓为近世一篇大文章。陈先生为文虽在专业,但具通识,宜有此论!”(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与我》) 钱先生还有《先秦诸子系年表》一书,对先秦诸子的生平事迹、学术渊源、各家思想流变辙迹一一加以考定,持论有据,资料翔实。

罗肇前 《三国征战史 》 书是历史学学术专著,以征战为主线,全面论述三国时期的中国历史,从董卓进京到孙皓降晋,原原本本地、详尽地论述。提起三国历史,人们往往会联想到谋略,本书不以“谋”为主,而是“勇”字当头,集中精力探讨战史。 历史学学术著作,就不能像科普读物那样,只叙说前人已经系统地描述过的历史,更不似可以杜撰的文学作品。学术著作当然不能徒有虚名,内中全部都是史学界公认的。人云亦云,拾人牙慧,实际上仍是专门供外行人浏览的科普读物。本书尝试,根据现有史料,对三国时期有关征战方面的一些问题,理清线索,排解疑难及令人困惑之处。

杨宽 《战国史》 著名历史学家杨宽先生积五十年治学研究之重要成果。着重论述战国时期从分裂割据走向统一,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发生的重大变革和发展,真实地再现了战国时代风云变幻、剧烈变革、百家争鸣、英才辈出的历史与社会状况,是战国史研究的扛鼎之作。

夏曾佑 《中国古代史

许倬云 《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 春秋战国是一个天崩地裂的历史巨变时期,国家权力的载体是这样转移的:以天赐神授为政治信仰的国君→以家族血缘为组织纽带的贵州卿大夫→以政治军事才能以及道德品质为地位基础的士。本书处理社会变动,考虑到政治结构、经济型态、战争方式以及意识形态等各个环节,彼此影响,从研究变化的时序中逐渐呈现这些变化关系。 影响深远的文化与社会大**以及民权运动波及1950年代的全美国,作者当时身处芝加哥大学,不由自主地卷入了持续的学生运动。此种经验,对本书的写作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再加上作者那一代,身经两次战乱,两交流离,眼前即是天翻地覆,陵谷变易。缘地这些感受,作者对社会变动特别有兴趣,于是选取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巨变为研究课题。

梅毅 《隋唐英雄志》 我发现单独说隋唐之际的书比较少,集中说其间英雄人物的书就更少了。我有段时间对这感兴趣,正好百家讲坛出了一本书,甚是欢喜,读来对无人、历史也有个大致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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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好像是说在狱中写成,此位先生诸君应该很熟悉,嬉笑怒骂,杂文也写得多,《丑陋的中国人》一书知名。语言活泼而内容详实。 《中国人史纲》是台湾作家柏杨先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作家著史的最杰出代表作。该书完成于监狱之中,以近八十万字的篇幅,讲述和评论了从盘古开天地的神话时代到二十世纪第一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整部中国历史。全书文字舒展漂亮,如行云流水;评论尖锐深刻,可洞幽烛微。

好书推荐:《吕思勉典藏史籍》简体版首次发行德晋登录。马植杰 《三国史 》 自幼喜读《三国演义》和《三国志》,青年时极其佩服诸葛亮,因此在三国时上研究成果斐然。写下了我国第一部三国史专著《三国史》,1998年该书获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最高奖荣誉奖,后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断代史系列”。

》 近代中国尝试用进化论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夏先生在民国时,任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后调任京师图书馆馆长。胡适读过该书之后,“深佩夏先生之功力见地鲁迅评价说:“我们不必看他另外的论文,只要看他所编的两本《中国历史教科书》,就知道他看中国人有怎样地清楚”。今人评价为“20世纪新式中国通史的第一部成名作。 我有岳麓书社出版的上下册。

陈寅恪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 这本书以陈寅恪执教期间备课讲义及其它零散史学原稿结集出版,为海内首次付印。遵作者生前愿望,全书采用繁体字竖排,人名、地名、书名均不加符号注明,一般采用通行字,保留少数异体字。 这本书中纠正了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王遵绝无功业之说。列举史实,证述遵在东晋初年,团结江东境内诸政治社会力量,共同抵御北方盛强胡族之侵略。当时中国之文化,因而得以保存,故其功实不可没。文中又分析南来北人之社会阶层及居住地域,并论其与后来南朝史事之关系。篇末附载近年广州出土晋墓磗铭,亦可供治史者之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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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史》是一部将正史体裁、纪年体、纪事体、政书及会要体、杂考体等体裁写作之长融会而创的一种分章综述的断代史新体裁。它又是一部将极深奥繁复的考证化为极通俗浅显的白话文写出之作。文中甚而将古文古诗皆译作白话文。吕思勉先生在此书序言中说:“鄞童君丕绳,笃学好古,于乙部书尤邃。年来专治春秋史,最其所得,成此一编。其体例极谨严,而文字极通俗。征引古书,率多隐括其辞,出以己意,盖今世史家之例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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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吕思勉典藏史籍》简体版首次发行德晋登录。黎东方 《黎东方讲史·细说三国 》 先生借用“说三分”的民间口头文学形式讲三国故事,但他说的是历史,既不虚构任何一个人物,也不虚构任何一个故事,而是广泛地从各种史书史料中搜集素材,按需而取,巧妙地贯串起来,以生动活泼、引人入胜的语言铺展开去,竟吸引了无数听众。黎先生的讲史从重庆市中心扩展到近郊,其后又在泸州、贵阳、昆明等地掀起高潮,讲史的内容,从三国到清朝,由清朝到唐朝,成了一时热点。林语堂得知此事,说要将“幽默大师”的名衔转送给黎东方。黎东方的讲史盛举,使史学著作增添了一种新的体裁——黎东方讲史,又称细说体。 在他写出《细说清朝》以后,胡适鼓励他把列朝列代都讲一遍。20世纪60年代,黎氏讲史体著作《细说三国》《黎东方讲史:细说元朝 》《黎东方讲史:细说明朝 》《细说清朝:黎东方讲史 》和《细说民国》在台湾出版,30年后,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备受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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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先生提出“大历史”观念,提出了一种研究历史的角度和方法。《中国大历史》是历史学家黄仁宇体现其“大历史观”的一部专著,它旁引了不少研究内容,分析中国历朝发展的问题,从欧洲的历史,以至经济学都有利用。本书有利于我们构建自身历史的框架。 黄先生的《黄仁宇作品系列:万历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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